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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史、杂史多种史料参用。 两位陈先生比朱彝尊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正史与杂史并用。他们不仅用了两唐书的材料,也运用了宋人乐史的《太真外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认为乐史生于北宋初年,“其言当有所据”。而朱彝尊不相信杂史所记,认为乐史的《太真外传》是“传闻之谬”,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第三,利用习见的材料。 齐先生认为:“高水平的考据,在于能利用世人习见的文献和普通的版本,看出一般人见不到的问题,得出精确的结论。而且,许多习见的材料之所以能够流传既久且广,正是由于它们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故应予以重视。靠孤本秘籍,以偏僻的史料或字句的比勘立论,不仅不算功夫,甚至相当危险,因为这有陷于孤证的可能。”[6](p.384) 第四,考据应具通识。 齐先生认为:“第一流的考据必须以通识为基础。朱氏考杨妃入道之期之所以错误,两位陈先生之所以正确,原因之一在于有无通识。”他指出,朱彝尊之所以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虽然知道杨妃夺自寿邸,但由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作祟,硬要考证杨氏虽已受册为寿王妃,但尚未迎亲、同牢,故入宫时犹为处子,大概是想借此说明玄宗的行为尚有可谅之处。他站在卫道的立场去弥缝玄宗的丑行,用宋以后的眼光去观察唐代史事,自然不免做出十分荒唐的考证。但陈寅恪认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也就是说,李唐一代,皇室也不重视闺门礼法,太宗以弟妇(李元吉妃)为妃,高宗以父妃(武则天)为后,玄宗则夺儿媳(杨贵妃)为己有,这在唐朝并不看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治史者应该有这样的通识。 什么是通识?齐先生认为,培养通识,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有了这样的思想武装后,再来考证历史问题,就能由小见大,由具体看一般,由现象到本质,使考证服务于总的研究目标”[6](p.388)。 齐先生《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在批评清人朱彝尊对杨妃入道之年考证的谬误中,他着重运用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考证结论,从而阐明了两位陈先生的学识渊博与考证方法之精良,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通识的精神。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对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问题用一节篇幅来加以论述,进一步彰显两位大家在考证方面的卓越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