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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类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作用,是史著产生以来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不同的史家由于个人治学的经历、习惯的不同,思维方法的不同,对待各类史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本是一般学人不太容易发现、分辨的问题,而齐先生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从对大量事实的精研中,梳理出三种对待上述两类史料不同的态度: 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 这派学者多认为,官府文书比私家记载更为真实可信。例如,清人万斯同说他自少时就“默识暗诵”列朝实录,“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待其“长游四方”,经常“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刚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 近人邓之诚著有《中华两千年史》,他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虚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第二派:扬私记而贬官书。 这派学者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如梁启超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比如,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南征的事“仅得二十字耶”,而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我们要想知道该战役的情况,还是要依靠非正史的《华阳国志》。由此可见,正史如果当作史料来读,它的价值“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鲁迅也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一些。因为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而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翦伯赞明确指出:“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