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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一)回忆录 齐先生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2]一文中说: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史料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治史者应该很好地运用,但这类史料也有它的缺陷和局限性。他对这类史料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以个人为线索,多涉及时代等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资料:如陈寅恪的《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特别是了解光绪皇帝对变法的态度以及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作为有参考价值。《杜鲁门回忆录》涉及1945年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情况。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涉及很多二战前后的欧洲情况,如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社会的反映有生动的记载。 有一些回忆录涉及政治的某一个方面,如贪污的黑幕。他列举了清人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关于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的情况。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说,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乾隆三十五年),就有商人从福建、广东等地携回“洋钱”的情况,可供经济史研究参考。一些回忆录不仅可以反映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记载,如北宋人孟元老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南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 第二类回忆录主要是谈个人往事,但也可旁及到所处时代的情形。 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开创了“自序”的体例,也是一种回忆录。《自序》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叙述了他秉承父亲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遭受了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能坚持修史的情形。蔡元培的《自写年谱》,对于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和他所实行的原则,能很好地体现他的教育思想。胡适的《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反映了这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的读书、研究和与学者交往的情况,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也谈了治学方法的问题。 齐先生还列举了几位学者和老革命家在建国以后写的回忆录。如吕思勉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和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1952年),都是大学教授谈建国初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回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生动地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提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精神十分感人。韦君宜的《思痛录》涉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为受到“文革”迫害的人平反的情形。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抱病口述的一生的战斗经历,有的内容涉及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齐先生也分析了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他指出: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人们的回忆录,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准确无误的再现,错误是常有的事。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比如说,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内容十分贫乏,对于他们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只字不提,以免对自己不利。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作者在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因为他写回忆录必然依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和感受。5.有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这里的“己”和“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 尽管回忆录有这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也不可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也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是可以作为史料使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