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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料的扩张与史料的应用 从齐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是特别重视史料的扩张的。他赞同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的说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还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史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傅斯年回顾过去中国的历史学,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他赞赏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对待史料的态度,慨叹当时“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 齐先生认为,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19世纪末,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要求历史学应该更密切地与各类社会科学相联系。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史学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我们理应发掘并利用各种性质的史料。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以后,过去从不看做史料的东西,也就有了价值。例如,我国笔记小说中有一类侈谈因果报应,这些迷信内容原无史料价值。但如果我们要研究心态史,便可利用这些废料,看出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心态。”[6](p.383) 扩充史料的范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扩大了史料范围以后,还要精于鉴别,取舍得当,方能收到综合运用的功效,这就有赖于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和素养了”。这个“精于鉴别”的工作就是考据。齐先生认为:“考据作为治史的一种工具,过去有用,今天还有用”;“考据的作用,概括说来,就是为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考证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很难界说。大体讲来,从文字的校勘和训诂、版本的比较和鉴别,到史料真伪、可信程度的分析、史料内容的诠释、具体史实的考证,都属于考据学的范围。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便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6](p.389) 对于如何进行考证的问题,齐先生在《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中曾经做过专门的论述。他在文章中提出四个原则和两个范例——陈寅恪、陈垣,值得我们深入领会。 第一,广搜证据。 他认为,在考据中,广集证据,是为了进行归纳。使用归纳法,一般说来,搜集的材料越丰富,则归纳的结果也越可靠。援庵先生经常讲,搞材料要做到“竭泽而渔”,便是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研究问题时不能以孤证立说,不能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或玩弄一些实例,因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批评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一条,断言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入宫时犹为处子。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陈垣二位先生也都考证过杨妃入道之年,两人不谋而合,得出相同结论,即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杨妃入道究竟在哪一年以及是否以处子入宫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两位大师考证同一事实并得出同一结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两位学者比朱彝尊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使用材料的广泛性,或者说读书时是否做到了“统观首尾”。朱彝尊得出的结论,只根据《旧唐书·杨贵妃传》和《新唐书·杨贵妃传》的说法。而《新唐书》是沿袭《旧唐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孤证。陈寅恪和陈垣他们所用的材料则广泛得多,他们引用的材料有七条,包括《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旧唐书·贞顺皇后武氏传》、《旧唐书·寿王传》、《唐会要·皇后门》等,于是两位陈先生得出与朱彝尊不同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