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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人信函 齐先生在《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4]一文中,列举一些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认为是治史者应该利用的一种史料。他指出:在私人信函(公牍除外)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等等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故在相当程度上能透露历史的真相。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谈到或谈得不充分的,也可以作为公开著作的补充。 曾国藩关于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反映了清军在攻克太平天国的天京前夕,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对于要不要让李鸿章的淮军来会剿的问题上的心理状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军与淮军上层的矛盾,具有史料价值。郭嵩焘1875年9月受命使英大臣后的几封私人信函,如行前致两江总督沈葆桢函,抵伦敦以后致李鸿章函、致朱克敬函,都论及他个人对赴英使命的感受,对英国社会制度的认识,对于开展洋务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朝廷对开展洋务的重重阻挠,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等。 国外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对于研究世界史有价值的史料,齐先生列举的张伯伦的书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尼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掌握外交政策,在二战爆发前,他极力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满足德意等国的要求,以换取英德的和解。他对他的政策非常自信,这在齐先生所选择的张伯伦致其妹艾达的信中有清楚的反映。到二战爆发,他的政策破产时,他仍然执迷不悟,这在他临死前数日给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鲍尔的私人信件中有清楚的反映。 许多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则体现出特殊的学术价值。齐先生指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的专制淫威、汉代法律的残酷,更可了解司马迁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反映了魏晋之际在思想上的斗争(自然与名教)和政治上的斗争(曹氏与司马氏),是有价值的史料。顾炎武在书信中谈到了著述的标准问题,他对学术著作要求很严,主张“采铜于山”,不能买旧钱以充铸,只有“采山之铜”才真正是学术精品。 有的学者在公开的文章中对某人是一种评价,在给私人的书信中则又是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是作者真实的想法。齐先生举出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书信中就反映出王国维对另一学者沈曾植的真实评价,从中也反映出王国维自负的一面。胡适论当代学人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表面看给人的印象谦和有礼,对前辈学者、同辈学者都是十分称赞的;但他骨子里是十分骄傲的,对他同辈的一些人十分轻视,而这些话却只能在给人的信函中吐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如1950年5月29日胡适致杨联陞的信,说明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很低,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狂妄自大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