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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利用史料的情况: 1.陈寅恪先生治史在史料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主张,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他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对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也十分欣赏。 2.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极为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他开设“元白诗证史”课,要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在晚年耗尽心血完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共引用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3.陈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 4.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例如,他极力主张买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认为这些档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质。他还参加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的工作,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对于常见的传统史料他也十分重视。 5.陈寅恪主张尽可能扩充史料的领域,必然也很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例如他很重视敦煌学的材料,在理论上说明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同时身体力行,利用敦煌文献撰写文章。 齐先生总结陈垣、陈寅恪二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当所用。他们都不专门研究经济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很少。 齐先生有关史料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当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史料意识,同时也表现了他个人在驾驭史料方面的功力。他不仅能以广阔的视野来寻求史料、运用史料,从而做到旁征博引,而且把对史料的这种运用提高到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体现为一种史料学思想。认真总结这些史料学思想对于深化史学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他所主张的官方文书和私家记载应该同样重视的原则,以及他所列举的那些可能被人们忽视的私人史料价值都给人以极大启发,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考证方法和所推荐的运用史料的两位典范,今天仍然是值得治史者认真学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