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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方的刻意引导，“海军热”之所以能在德国风靡一时，也是帝国建立以来德国资产阶级日趋强烈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体现。帝国海军不同于陆军，它是唯一一支隶属皇帝本人的帝国中央军种；但海军官兵(尤其是军官和士官)出身背景却囊括了德国几乎所有的阶层。(2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尔皮茨将海军塑造成为自1848年以来就代表德国政治统一的象征。(24)而威廉二世也积极投身其中，他热衷于参与各类面向公众的海军公开宣传活动，大到新船下水仪式、海军庆典，小到发表演说的着装都由皇帝本人决定(25)，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象征意义。但无论是迎合抑或利用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德意志民族对于海军和舰船的热诚超越了地域和阶级，“一个团结的海军英雄的民族”由此诞生。(26)“海军热”成为威廉帝国时代精神的一个面向，城市空间内的纪念建筑、广场乃至街道名称，自然也成为它展示的舞台之一。 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欧洲国家城市的道路命名范式普遍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向纪念媒介(Erinnerungmedien)的转型。(27)适逢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加剧，在各民族国家急需建构民族认同的驱使下，这一时期命名的路名符号渐成城市历史与民族记忆的载体，帝王将相、知名人物、重大事件，成为道路命名的主要源泉。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之得名，正是这一命名范式中的典型例子。(28) 柏林郊外的达勒姆地区最初只是一块可由私人承包的王家农场领地。几乎与义和团运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完成了从国有农场向国家主持开发的别墅地块的转型。在威廉二世亲自授意下，原先租约从1901年7月1日不再生效。由于用地性质、目的的变更，专门由普鲁士邦下院拨付巨款用于地块开发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设置、给排水、照明等，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地块规划开发事宜。(29)这一地区“所有街道、广场、公园和装饰性设施的位置、维护与养护，及命名”也在地块分配专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内。(30)1901年8月第一条新设道路命名，随着规划范围的扩大，同时出于道路交通组织的需要，1905年起，一批之前以数字代号的街道得以集中命名。1906年前后，完成对第15街、第16街、第32街冠名(31)：第15街以“伊尔提斯”号(32)命名，第32街以兰斯命名，第16街则直接得名于大沽炮台。借由路名符号，街道构成了对于这场战斗胜利的空间纪念，成为保留至今的少数德国殖民地“冒险事件”完整记忆之一(33)，更作为集体的文化记忆“书签”(34)记录下帝国时代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其远东殖民地被悉数转入日本手中。大沽口战役本应随着德意志帝国的终结而淡出公众视野，与之相关的胜利记忆因此也应丧失其“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成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定义的“记忆留存”(SpeicherGedchtnis)之一。(35)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段或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却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借由一场旷日持久的路名变更争议，重新回到当代德国公众的视线之中。 最早要求变更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名的呼吁出现于1970年代，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36)在沉寂二十余年之后，1990年代末这一倡议却突然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包括柏林自由大学、策棱多夫区社会民主党(37)、联盟90/绿党及其支持者及非政府组织柏林发展政策研究会(Berliner Entwick-lungspolitischer Ratschlag e.V.，简称BER)在内的多个政党、机构强烈要求变更道路名称(38)，其中又以自由大学的要求最为迫切。对于校方而言，各类科研、教学与行政机构坐落于三条纪念殖民战役胜利的道路上，例如伊尔提斯路1号的学生管理中心，兰斯路7—9号的肯尼迪研究中心，显然与其“真理、公平、自由”(Veritas，Iustitia，Libertas)的立校精神格格不入。此外，兰斯路上还坐落着民族学、东亚以及印度博物馆(统称为“国立达勒姆博物馆”)。博物馆方面也认为，这些路名“作为那些需要开展国际间联系的机构和博物馆的地址并不合时宜”。(39)因此，自1998年起，时任自由大学校长约翰·W.格尔拉赫(Johann W.Gerlach)就借50周年校庆之机率先向策棱多夫区政府提出要求，变更主校区内包括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在内的六条道路名称，此后自由大学、(斯—)策区社民党等连续四年(1999—2002年)采取不同形式向地区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变更道路名称。但无论是公开请愿还是提交变更路名提案，均未获通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