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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民族英雄及英雄事迹的“空间纪念”，到如今被部分人视为“历史包袱”，类似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这样由街道名称引发的争议在德国城市空间中并非绝无仅有。事实上，在历经1945年和1989年的两次激烈政权转型之后，德国已经有过两次由新政权主导的大规模路名变更运动，正是出于重塑政权合法性并确保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的目的，刻意消除城市空间中的前纳粹或前共产政权符号(这一净化城市图景的运动还包括了对纪念性雕塑、广场的清理)。由于街道命名自19世纪以来就不再是单纯“绘制城市地图的工具，同时也是一部官修权威的历史叙事”(58)，更名也因此被赋予一种革命仪式的意义，成为政权更迭和政治史断裂的象征。但为何围绕“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也包括“反种族主义”)的诉求却表现为一种公众、政党、媒体参与下的地方内部角力，争执、拉锯与摇摆不断？ 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类变更诉求会在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德国城市空间中集中出现？除了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之外，例如与德国非洲殖民直接相关的街区——如柏林“小非洲”(das Afrikanische Viertel)内多条街道——争议则影响力更大也更为持续，此外还有汉堡关于是否移除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所有“在中国及非洲为皇帝及帝国捐躯”的汉堡籍德国土兵)的大讨论等(59)，此类争论在大城市中尤为普遍。必须看到，争论集中出现的时机绝非偶然，相反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非国家普遍兴起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过去的殖民帝国纷纷瓦解或收缩；与此同时，原殖民地向原宗主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输出移民、难民和劳工的浪潮，这一跨国家乃至跨文化的迁徙，打破了欧洲各国自19世纪早期以来建立的单一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传承。一方面，作为“少数人”的移民或劳工群体与作为主导者的原宗主国民族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殖民地国家本土的后殖民体验，这是一种杂陈着“本土和异域、历史与现在、家与流放等构成的矛盾体验”(60)，是身处西方世界，却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及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双重“焦虑”。以内部殖民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从1960年代、1970年代兴起，到1980年代盛行一时，强调国家内部不同文化平等地位和少数文化独特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到1990年代，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对话论出现，都是以这类西方世界内部殖民体验为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集体记忆研究，尤其是对创伤和灾难的记忆研究，也在西方世界逐渐兴盛，它不仅对1800年以来将历史视为“个体民族的进步性发展，尤其是自己国家的发展”观念提出了质疑，(61)民族史观进一步式微；更为重要的是，类似“大屠杀”这样以事件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也进入代表民族国家历史消极部分的殖民过去的研究，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1990年代，许多前宗主国(如西欧国家、日本等)在有关本国殖民历史的“记忆责任”(Pflicht zur Erinnerung)的论战和政府提案中，对于殖民时期的种族压迫、屠杀因此常常成为讨论的关键所在。(62)在德国则更因其特殊历史经历使然，学界和大众始终特别关注殖民过去与“大屠杀”之间的直接关联，血腥镇压非洲殖民地起义的行动对纳粹大屠杀所产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示范作用因而被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从瓦特贝格到奥斯威辛”(von Waterberg nach Auschwitz)概念(63)，这种一贯性背后“国家、帝国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应当对种族灭绝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对德意志民族自1945年以来所承担的“集体罪责”讨论与深化。尽管理论来源不一，但借由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公众对于国家、民族过去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地名作为“历史上的政治话语”在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则为这一社会意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的场所。但由于社会意识转型是缓慢而不同步的，因而反映到具体案例时产生争议、存在摇摆在所难免。 历史学家马丁·萨博(Martin Sabrow)在谈到德国城市公共空间中或“遗漏”或“再发现”的纳粹主义或反犹主义符号的处理时指出：自1945年以来，整个德国社会心态经历了从“英雄导向”向“受害者导向”的转变，当下的主流政治文化要求“对每一项历史政策措施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就是对受害者的嘲讽”。(64)萨博的判断同样适用于那些存在争议的涉殖道路。事实上，迟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少在公共领域中，一方面涉及历史消极部分的“纪念”与“记忆”的概念分野仍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自1989-1990年形成的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及历史遗产中的民主成分作为德意志民族认同基础”(65)的思维模式仍在继续，而所谓城市空间“清洁运动”(Reinigungskampagnen)就是要将这些“不民主”的成分剔除出去。然而面对挑战，反对者由于无法超越这一意识形态，只能从强调保留历史传统、尊重地方情感的角度出发，双方僵持在所难免。但无论是抹除还是保留，在这一时期并未能实现其历史意义的真正转型。全球史学者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最近在回顾德国的殖民记忆时已经提到：尽管德国的帝国记忆仅限于一些出自帝国时代的残存地名，如吕德里茨路或温德和克路(66)，但“真正彻底挥别帝国过去的却是(曾经)的西欧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在那里，即使是右翼也没有人怀恋曾经的殖民地”。(67)事实上，两位历史学家在大众媒体上对路名更定及其背后的记忆文化实践再思考的公开表态，提示出公共领域记忆文化实践转型的重要性。而以转换历史意义替代“抹除”历史记忆，其实质更已触及德国在新时代如何正视历史，回归“正常化”(Normalisierung)的核心问题。 因此，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成为一个典型个案。首先，多亏这段持续多年的论战，帮助普通德国民众得以知晓一段几乎湮灭的德国对华殖民历史，以及这组路名符号所产生、固定的背景，它由此也成为透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时代精神的窗口之一。其次，争议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解决，又为德国城市空间中的记忆文化实践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历史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借由视角转变，将这组路名符号在德意志公共空间中的政治化置于德意志民族集体记忆(而不仅仅只是一段殖民地记忆)的脉络中加以梳理与澄清，实现了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这组道路名称的历史意义转型。“记忆场所”得以形成。它是地方公共领域克服德国殖民和帝国历史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也为其他争议性道路(不仅仅是涉殖道路)的更名提供了借鉴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