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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变更路名的主要障碍来自《柏林道路法》(“Berliner Strassengesetz”，BerlStrG)中的相关法规空白。1999年年初，柏林市建设管理局主管路权的官员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来看，依法变更这三条道路名称，除非法规条款有修订才有可能实现。”(40)作为道路名称冠名、变更和移除的根本依据，当时《柏林道路法》第五条“命名”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只有命名于1933-1945年和1945-1989年期间，用以纪念纳粹意识形态或斯大林主义、东德政权等的街道名称才允许依法移除、变更。(41)策区议会随后以此为由驳回自由大、社民党方面的请愿。然而，就在当年7月新版《道路法》即付诸实施，2000年柏林市建设当局又对相关条款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42)，“得名于1933年之前，如果按照当代对民主理解，具有负面影响，且其长期存在有损柏林形象”的街道，允许其移除、变更名称。显然法规障碍业已消除，但自新版《道路法》的实施细则出台到2006年，除自由大学的公开请愿行动外，(43)社民党及其盟友也依法向区议会提交更名申请，却依然遭到否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大沽—伊尔提斯—兰斯的路名变更并非简单的法律技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各团体对路名标识殖民地与帝国双重历史记忆存在着认知差异，才最终导致这一争论旷日持久。 以自由大学、社民党为代表的支持方，着眼于对路名符号意义的解读，强调大沽口战役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象征，而取之于此的纪念性路名正是对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赞颂，“露骨表达对于大规模肆意屠杀所谓低等种族的自豪之情”。(44)致力于推动消除柏林城市空间中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标志的非政府组织柏林BER更是明确表示，“在一个民族社会中……它(原文中指各类殖民先锋)作为城市街道的名称标识令人无法忍受，多少带有种族主义含义的概念”，因而“这些名称不应在城市图景中占据任何一席之地”。(45) 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大学区周边居民的态度，他们大多对此反应冷淡乃至抗拒。(46)但这一“消极抵抗”本身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最为明显的当然是由情感和认同出发要求保留地名的诉求，由于当时大沽—伊尔提斯—兰斯路存在已近一个世纪，路名已融入乡土情感之中，正是这种自发认同感使得公众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路名的改变。另有居民因对这组路名符号背后的德国对华殖民史不甚了解而强烈反对，更视之为挥霍纳税人税金的无益之举。只有少部分人认为“不能将历史名称简单一笔勾销”(47)，朴素地意识到路名符号与道路命名过程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历史维度，因而反对变更路名这一简单粗暴的行为。而作为策区(及后来斯—策区)执政党的基民盟(也包括其盟友自民党)也并不热衷此事。早在1998年自由大方面率先提出变更路名申请时，基民盟方面的态度就颇不积极：尽管表示对该建议有所“关注”，但强调当地居民的认可才是路名变更的前提。不得不承认，当时基民盟反对部分源于对自由大更名方案本身的不满(48)；但从1999年自由大教职工联名起草请愿书，到2000年继续以“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象征”为名要求变更路名的游行，及社民党移除三条街道名称的提议均在基民盟占多数的区议会以失败告终；再到2001年社民党再度酝酿提交变更路名申请，并发出议会同人能够摒弃党派之见，从私人立场出发支持其变更诉求的呼吁。(49)基民盟方面却明确表态“没有追随社民党这一申请的必要”，显然该党在路名变更问题上的不配合态度已日益明朗化。这种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是政党间政治角力的体现，但其中亦不难窥见基民盟对于区内记忆文化和历史政策的基本思路：它要求把握纪念性街道命名过程的历史内涵，认为街道名称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50)，因而不赞成对街道名称做出任何改动，但并不排斥添加路名附加说明的铭牌。 直到2007年，这场争议才有了转机。由于斯—策区议会内政党格局变化：联盟90/绿党与基民盟等实现联合执政，而社会民主党则成为反对党。(51)当年11月，在黑绿两党的共同策划下，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区内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政策实践的意向书。尽管这份意向书遭到了社民党的激烈批评(52)，但它确实是在旷日持久的争议之后出台的首个关于处理区内争议历史纪念道路的基本方案，在明确“(无论是)变更名称或者添加批判性介绍信息均服务于记忆文化”(53)的立场上，计划成立专门研究区内历史的工作小组。第一阶段的工作是保留路名，采取树立信息栏的方式对存在争议路名符号加以批判性介绍。此举旨在直面这类街道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所面临意义困境的同时，依然坚持保留历史街道名称。第二阶段则“对该措施加以评估，通过收集分析批评性意见，在本届议会任期结束前决定保留路名但做批判性处理还是彻底更名”。至此，基本奠定了路名保留的基调。 2011年，关于大沽、伊尔提斯和兰斯三条道路名称更定与否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55)今天在兰斯路8号的达勒姆博物馆正门不远处矗立起一块醒目的红色信息看板(56)，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向过往行人介绍庚子大沽之战以及义和团运动、威廉二世的“匈奴人演讲”等相关历史背景，而不仅仅是此前仅在路牌下方标记出的小小路名出处。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当年6月的揭幕仪式上明确指出：这是一次为公众提供保存德国中国殖民地记忆的机会，但这一记忆本身的“意义并不与和街道命名相连的嘉奖某人或某事的初衷一致；相反，是为了纪念德国殖民政策中的受害者，告别殖民历史，也警示当下。从而开启街道名称这一符号‘去殖民化’过程，并转变为一个‘记忆场所’”。(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