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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发端与核心思想 中国古代王朝建构朝贡制度的理论发端，是先秦时期及其以来的“天下观”和“服事制”。春秋时期，在华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冲突过程中，“华夷之辨”、“尊华攘夷”观念逐步确立，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⑦孟子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指诸夏国，“四海”所居“四夷”，指蛮夷戎狄。《荀子·儒效》进一步阐述：“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在荀子看来，“天子”居中国与四海之中心，“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职(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中国与四海，即中原与边疆是“一体”之关系，天子是人体之心脏，无论躯干还是四肢皆从之。时人从“华夷有序”的原则出发，形成同服不同制的“服事制”和“天下观”，如先秦史籍记载者就有“五服制”、“六服制”、“九服制”等说。⑨《荀子·正论》曰： 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执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 对于不守服事之制者，周王室并非听之任之，《国语·周语》云：“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要服”的蛮夷和“荒服”的戎狄，要对天子尽服事，如有不贡、不王，则先“修名”、“修德”。周伟洲认为此即明尊卑，动之以“德”，若再不贡不王，则将“修刑”，动用“刑罚之辟”、“攻伐之兵”，这是时人心目中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⑩尽管这种服事之制在当时未能实行，却成为秦汉王朝建构朝贡制度的理论发端。 战国时，中央集权体制在某些诸侯国中已见雏形，(11)“天下归一”成为各种思想流派的中心话题，《墨子·尚同上》云：“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以治也。”认为天子能一统天下，方可以为治。《孟子·尽心上》说：“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文子·原道》曰：“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墆，轮转而无废。”诸子认为只有天子居天地之中，抚定四海之域，统辖四方之民，才符合天地运行之规律，达到天下大治。 先秦诸子的政治理想在秦始皇时代被付诸实施。秦汉王朝建立后，中心地区实现统一，然而“大一统”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完成。下一步是要将分布着众多蛮夷戎狄的四海地区，纳入王朝的“大一统”范围，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朝贡制度遂应运而生。秦与西汉时期是建构边疆朝贡制度的开创期，秉承传统的天下观，以“大一统”为主旨的公羊学派，尤其受到汉朝统治集团的推崇和重视。西汉时期，传习《公羊传》的儒士形成公羊学派，十分兴盛，大师辈出。(12)《公羊传》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进而言：“王者无外。”汉何休注曰：“王者以天下为家。”(13)所谓“天下”包括“诸夏”与“夷狄”，在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中，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传文曰：“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14)董仲舒进一步阐述曰：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5) 公羊学说可谓先秦诸子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武帝即位之后，派遣“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16)。经武帝朝君臣的努力，边疆民族地区朝贡制度已初具规模，如董仲舒所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17)传统的“天下观”和儒家“大一统”思想，不仅为建构和确立朝贡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分别成为此后两千年间内外两种朝贡制度的核心思想。 秦汉以来，无论在一统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历代王朝都秉承“大一统”思想，积极营建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汉、唐、元大一统王朝时，百蛮入贡，八方远夷来朝，被认为是王朝兴盛强大，皇恩远播的体现，对此学界多有论述。(18)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辽宋夏金的分裂时期，重建大一统王朝，是各个王朝与政权追求的目标，朝贡制度是各王朝、政权标榜正统地位，昭示将一统天下的重要标志。如三国时，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藩于孙吴，孙权喜出望外，诏曰：“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于是遣使“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19)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钟会在对蜀的檄文中称：“(魏)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20)孙楚作遗吴主孙皓书中曰：“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21)皆以“四方称藩”，“远夷朝贡”，作为昭显正统地位的标志，并被王朝(政权)统治者视为将要一统天下的预兆。 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只有具备正统地位，才有资格建立大一统王朝。当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便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提出何谓“正统”的问题。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原称汉)刘渊云：“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生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22)认为君有德便可为正统。前秦苻坚亦曰：“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23)认为非汉人政权，也可以建立“混六合以一家”的大一统王朝。后赵、前秦、诸燕等较大的北族政权，在争正统地位的同时，都积极建构和发展本国的朝贡制度。辽宋夏金时期，华夷强弱之势发生重大变化，辽金以军事强势而居两宋之上。在新的形势下，“大一统”思想与“正统观”的联系更加紧密，司马光曰：“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24)我们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朝贡制度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比秦汉时期规模更大，制度更加完善，彰显了“大一统”思想是驱动各族王朝(政权)积极建构、发展朝贡制度的内在核心思想。 明朝取代元朝，“天下一统，东戍辽海，南镇诸番，西控戎夷，北屯沙漠”(25)。然如明成祖所言：“太祖高皇帝统一华夏，溥天率土莫不臣妾，惟胡寇余孽奔窜沙漠。”(26)有明一代始终未能在蒙古草原地区建立起真正的政治统治。故有学者认为，北元政权与明朝相始终。(27)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统治者向边疆各族昭示本朝的正统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便一面遣使诏谕边疆各族，一面积极建构朝贡制度，如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赐竺监藏等藏区首领的诏书曰： 朕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凡诸施设，期在安民。是以四夷之长，有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莫不因其慕义，与之爵赏，以福斯民。曩者西蕃效顺，为置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官其长，使绥镇一方安辑众庶。今复遣使，修贡请官，朕如其请，特以赏竺监藏等为某官，尔其恪修厥职，毋怠。(28) 与汉唐相比，明朝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更为发展，对以羁縻建置形式进行朝贡的各族，如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东北女真、兀良哈蒙古的羁縻卫所，西南土司等的朝贡活动，分别制定详细而具体的规定，要求各族朝贡成员“各守境土，防护边疆，勉于为善，竭诚报国”(29)，力图实现“华夷万里，地图归一”(30)，如明朝的朝贺乐章《抚安四夷》舞曲中所云：“大一统。四夷来贡，玉帛捧。文轨同，世际昌隆，共听舆人颂。”(31)随着君臣关系的加强，中国边疆统治也愈加巩固。 “天下观”、“大一统”思想、“正统”观念，三者密切相关，尤其“大一统”思想，是古代王朝建构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核心思想。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为建构古代王朝的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