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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基本思想 在古代王朝建构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华夷之辨”与“同服不同制”思想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延伸部分，也是古代王朝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两个基本思想。 “华夷之辨”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西周后期，以行周礼为文化标志的华夏族基本形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32)。面对这种形势，“华夷之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热门话题，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3)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4)公羊学派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35)还有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6)主张严华夷之别，华贵夷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华夷之辨”思想并不是以夷狄为敌，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7)荀子亦云：“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38)四海之内，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是一统关系，(39)天子居中，华夏居内，夷狄居外。对于天子而言，华夏与夷狄的不同，主要是“内服”与“外服”之别，华夷虽贵贱地位不同，但皆为天子之臣民，这同样是“华夷之辨”的基本思想之一，也反映了“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思想的关系。 “同服不同制”思想在先秦已经存在，《礼记·王制》认为对戎夷五方之民，应“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荀子在其“五服说”的构想中主张：“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所谓“同服不同制”，唐人杨倞注曰：“夷狄遐远，又各在一方，虽同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40) 到战国后期，秦、楚、吴、越等各诸侯国，基本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过程。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后，便形成了华夏居内地、夷狄居边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秦汉王朝统治者秉承“天下观”，奉行“大一统”思想，开始建构塞外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在其过程中，体现了“华夷之辨”与“同服不同制”的思想。在东北，“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41)。“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42)。朝鲜、乌桓、夫余、高句丽、鲜卑相继被纳入朝贡制度之下。在南方、西南，汉高祖“遣陆贾因立(赵)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高后时，赵佗自立为南越帝，孝文帝时再遣陆贾至南越责让之，南越王“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43)。东南闽越、西南滇国、夜郎、钩町等诸夷相继称臣入朝。纳入朝贡制度的边疆各族与中原王朝皇帝的关系，如贾谊所言：“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44)“君臣”、“华夷”上下有别，在这种政治前提下，朝贡制度内实行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西汉司马相如云：“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唐司马贞《索隐》曰：“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45)羁縻制的基本特点是，天子一般不直接干涉四夷内务，由本族首领因本族旧俗管理本族事务，只需对皇朝称臣奉贡，接受边地郡县管理朝贡事务。东汉至魏晋，对迁入北方边地郡县内的少数民族，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聚族而居、“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建构了边郡内少数民族的朝贡制度。(46)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南北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华夷之辨”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唐太宗认为：“仁孝之性，岂隔华夷？”(47)“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8)唐太宗基于臣民由多族构成的国情，提出应否定“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观，明确指出华夷皆有仁孝之性，同为人，夷狄与汉人皆为皇帝之赤子。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明朝初年，朱元璋起兵反元时，号召中原人起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明王朝后，明太祖又告知百姓：“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49)明成祖朱棣亲制的碑文中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50)可见在唐、明之时，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发生一定变化，这与王朝内部民族分布状况有关，也与统治者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以羁縻建置形式为主的朝贡制度有密切关系。 同时还应注意到，在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尊华攘夷”观念在汉族统治集团中仍根深蒂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其部落归降者众，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众臣辩论中，反映了各自的“华夷观”。魏征曰：“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他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华夷观”。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主张将归附的突厥部落安置于内地，以君臣之道对待之。杜楚客则持反对意见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其后，唐太宗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51)可见在唐太宗心目中，华夷虽可使如一家，但华夷的地位是有区别的，有如树木的根本与枝叶，稳固根本最为重要。在安置归附的突厥部落时，太宗综合采纳了温彦博和李百药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52)在归附的突厥部落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开启了在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羁縻府州形式朝贡制度的进程。(53)这种新形式的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是统治集团在秉持“华夷之辨”思想的同时，注重其中“华夷一体”与以“华”为根本的因素，将内地府州制度与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特征为明朝统治集团所继承，明宣宗在《驭夷篇》中云：“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天地为之区别，夷狄固自为类矣。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气习素然。故圣人亦不以中国治之，若中国  安，声教畅达，彼知慕义而来王，斯为善矣。”(54)然明统治者在强调“华夷”之别的同时，更注重边疆朝贡制度所体现的“华夷一体”下的君臣关系，如英宗敕谕海西女真塔山卫都指挥佥事弗剌出：“坚守臣节，遵守礼法，抚绥部属。”(55)翻开《明实录》，常见明朝统治者对从东北到西南各族朝贡成员有类似要求。明代边疆羁縻建置朝贡制度也比唐代更加发展和完善，如《明史·兵志》记载，明朝先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384个羁縻卫，24个羁縻所，7个站、7个地面、1个寨。《明会典》中记载了明廷对边疆各族朝贡活动的详细规定，并由中央和边地政府共同管理。古代王朝后期，辽金元三朝的建立者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属于汉人观念中的“夷狄”，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辽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56)金海陵王完颜亮作诗云：“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57)元朝统治者更是以“中国”自居，《元史·拜住传》载：“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远夷有古未通中国者皆朝贡请吏。”元代《宗庙乐章》中亦云：“绍天鸿业，继世隆平。惠孚中国，威靖边庭。厥功惟茂，清庙妥灵。歆兹明祀，福禄来成。”(58)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认为“此岂人力，实乃天授”。(59)辽金元三朝统治集团虽然摈弃了“贵华贱夷”的思想观念，但也承认各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文化风俗相异，皆吸收儒家“同服不同制”的思想，以“因俗而治”作为王朝的基本国策。从政治统治层面上看，三朝对其本族(统治民族)、汉人、其他各族(包括边疆民族)均实行因俗设制，形成了不同系统的地方政治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奉行与内地相似的强力统治，当某族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与内地接近的程度时，便适时废止朝贡制度，设立民族地区建置进行直接统辖。(60)满清统治者在由朝贡制度向民族建置的转变与运作中，仍然奉行“同服不同制”思想。可以说从秦汉到明清，在不同民族王朝中，无论“华夷之辨”思想出现怎样的变化，在各族王朝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同服不同制”思想始终得以贯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