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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的强权政治特点 从10世纪初到14世纪60年代，契丹、女真、蒙古建立的辽金元三朝均为中央集权制度，三朝统治者同样推崇“大一统”思想，在继承中国王朝政治制度的同时，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政治制度，于边疆原始氏族部落地区皆设朝贡制度，形成多种制度并存的政治体系。比较而言，辽朝的朝贡制度区范围最大，金朝次之，元朝最小。契丹、女真、蒙古统治集团在建构和经营朝贡制度时，秉承的思想观念与汉族统治者有同有异，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奉行“重威辅恩”思想，实行“讨逆抚顺”政策，在边疆推行强力统治。 契丹以武立国，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97)。太宗继续开创国家规模“甫定多方，远近向化”(98)。辽朝属国可纪者有59个，初建时皆纳入朝贡制度。契丹人萧韩家奴曰： 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99) 萧韩家奴所说的“叛则讨之，服则抚之”即是出于契丹统治集团一贯奉行的“重威辅恩”思想。边疆朝贡制度建立起来后，契丹统治集团仍以武力作为统辖朝贡成员的主要手段，如上引萧韩家奴所言：“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并且向朝贡成员征收高额贡品，如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三月，“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100)。若有战事，朝廷则遣使至属国、属部征兵，“不从者讨之”(101)。在契丹统治集团看来这“正得驭远人之道”。 女真人建国前后，太祖完颜阿骨打奉行“重威辅恩”思想，开创王朝基业，对于归顺者，金太祖诏曰：“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102)奚王回离保对抗金军自行称帝，对于叛逆者，太祖诏曰：“闻汝胁诱吏民，僭窃位号……倘能速降，尽释汝罪，仍俾主六部族，总山前奚众，还其官属财产。若尚执迷，遣兵致讨，必不汝赦。”(103)结果回离保兵败身亡。后来的女真皇帝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建构和经营朝贡制度之中，金章宗朝发生草原朝贡成员反叛事件，完颜宗浩曰：“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  。”(104)有金一代，始终以剿抚结合的手段来维持对草原游牧民的朝贡统辖关系。元代朝贡制度地区大为缩小，在东北仅设置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吉列迷、骨嵬等族群归附元朝后，时叛时服，蒙古统治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置征东招讨司(一度升为征东元帅府)镇守之。《札剌尔公神道碑》记载：“斡拙(吾者部)、吉烈灭(吉列迷部)僻居海岛，不知礼义，而镇守之者，抚御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诸万户，列壁近地，据其要冲。使谕之曰：‘朝廷为汝等远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来切责，有司而存等令安其生业，苟能改过迁善，则为圣世之良民，否则尽诛无赦。’”(105)显然蒙古统治集团同样奉行“重威辅恩”思想，以强力统治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效仿明制，对边远渔猎部落推行朝贡制度，“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106)。乙卯年(1615)，努尔哈赤出兵东海渥集部东额黑库伦城，“至顾纳喀库伦，招之不服，遂吹螺布兵，拆其栅，越三层壕，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107)。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皇太极同样以“重威辅恩”思想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叛则声罪而讨，顺则加恩而抚”，讨喀尔喀之背盟，收察哈尔之余众，取黑龙江虎尔哈等旧部，“威震万方，仁均一体”、“自东海暨于北海极之使犬、使鹿诸国输诚向化”(108)。而且自皇太极时起，满族皇帝在边疆推行强力统治的过程中，适时将朝贡制度转变为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对归附的边疆部民，“任其择便安居，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分编牛录”(109)到清朝康雍时期，清朝边疆地区基本完成了由羁縻朝贡制度向各种类型的民族建置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中央集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 本文开篇提到中国古代王朝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朝贡体系，一种实行于周边国家地区，另一种是实行于边疆民族地区。王朝初期，统治者建构两种朝贡制度的思想基本是同一的。但随着古代王朝国家结构的发展，指导运行和发展两种朝贡制度的思想不仅出现差别，而且逐步扩大和完善，使其成为不同领域的政治思想。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古代王朝的两种朝贡制度皆发端于传统的“天下观”和“服事制”，经秦汉至隋唐，统治者经营朝贡制度的政治思想已发生变化，从基本相同，逐渐发展为“治边”与“交邻”两种不同领域的政治思想，因而导致形成了内外两种性质的朝贡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内外朝贡制度成员并不是一成不变，尤其是靠近内外朝贡圈边缘的朝贡成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曾出现内外变化的现象。若将2000年发展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秦汉到唐初，“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是建构整体朝贡制度的指导思想。然而，王朝统治者在建构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时，更偏重将“天下观”中的“服事”思想与“大一统”思想相结合，强调“华夷之辨”中的“华夷一统”思想，(110)确立了以边地政府管理边疆民族朝贡活动的体制，将其纳入王朝地方政治统辖体系。这与注重强调华夷尊卑等级差别的邻国朝贡制度有明显区别。(111)后期，从唐太宗到清康雍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发展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核心思想，随着羁縻府州形式的朝贡制度广为推行，王朝开启了向边疆地区推行中央集权统治的进程，尽管在不同的边疆地区，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时有曲折，但向“中华一体”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到清康雍时期，在大部分边疆地区，以民族建置取代了羁縻朝贡制度。另一方面，“天下观”始终是中国王朝经营邻国朝贡制度的指导思想，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更加成熟，(112)清代后期被近代国际条约体系所取代。(113) 其二，“华夷之辨”同样是建构和发展两种朝贡制度的重要思想，从强调“贵华贱夷”，尊崇“华夏中心论”的角度看，二者是相同的。然而若从中长时段进行考察，在边疆民族朝贡制度运行过程中，汉族统治集团汲取了“华夷之辨”思想中，“华夷一体”与以“华”为根本的思想因素，注重强化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政治统属性。少数民族统治者摈弃了“华夷之辨”中“贵华贱夷”的观念，使之成为认识各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思想方法。由“华夷之辨”派生的“同服不同制”思想，在古代王朝治边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华夷之辨”思想运用于邻国朝贡制度，确立并完善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外交秩序，(114)因此不见以政治统治为目的的“同服不同制”思想。这也决定了二者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其三，“修德怀柔远夷”、“厚往薄来”思想在两种朝贡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虽然具有明显的相同性，但是若对朝贡制度进行细化研究，便可发现有所不同。在边疆民族朝贡制度运行中，“厚往薄来”思想与“固边安邦”的治边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王朝对边疆民族朝贡成员行赏授官，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稳定边疆统治秩序，如明宪宗授予兀良哈蒙古搜失得以羁縻卫所官职时说：“搜失得，以夷人能敌杀北虏。一心内附，若褒赏不及，何以为效顺者劝乎，可授泰宁卫正千户使，藉朝廷之威，部署其下，以为东藩之助。”(115)“厚往薄来”思想运作于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是儒家“德治”“仁政”治边思想的具体体现，其核心仍是“治”。“厚往薄来”思想运作于周边国家朝贡制度，其重点则是彰显天朝之君“以德怀远”之胸襟，(116)更多地体现在朝贡贸易活动之中，(117)为建立“事大字小”“臣而不治”的“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四，“恩威并行”、“重威辅恩”思想，主要体现在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运行中，是为应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实现边疆统治的政治思想。总体看，汉族王朝偏重于奉行“恩威并行”思想，北族王朝偏重于奉行“重威辅恩”的强力统治思想。从秦汉到明清，北族王朝的边疆战事比汉族王朝多得多，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地区的战事比邻国朝贡制度地区多得多。究其原因，前者与北族王朝奉行“重威辅恩”思想，在边疆推行强力统治密切相关；后者则由中国王朝边疆统治与古代东亚外交关系，两种政治行为的不同属性所决定的。 总之，探索中国古代王朝建构、发展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思想特质，不仅为区分古代东亚世界两种朝贡体系提供一把钥匙，而且对探寻中国古代王朝疆域形成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