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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的文化冲突映象 秦汉中央集权王朝通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完成了南北诸侯国的文化一统，但自然环境复杂、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文化依然是千姿百态，“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避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80)。不同民族在对外发展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尤其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冲突不断，绵延2000年。为了解决不同文化碰撞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维护朝贡制度正常运行，汉代统治集团从中央王朝立场出发，形成了“恩威并行”思想。 西汉前期，匈奴边患严重，《汉书·匈奴传下》赞曰：“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这里班固将各种观点归纳为两类，一是主和，一是主战，他认为皆偏见一时之利害。那么如何才能消弭边患保持边疆稳定？ 淮南王刘安提出“威德并行”的思想，武帝发兵伐闽越，刘安上疏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对于闽越“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越人名为藩臣，但其“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他认为此时“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又说：“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81)主张天子重兵，威德并行，对藩臣继绝存亡，册封王侯，授予印绶，使其世供贡职。刘安的“威德并行”思想是以德为主，秉承先秦“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82)的观念，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对边疆民族地区出兵。但武帝并不赞同刘安的主张，使严助谕刘安曰：“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83)从之后武帝四处出兵征讨四夷看，刘安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但对后世王朝经营朝贡制度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班固则提出“来则惩御，去则备守”的策略，主张对夷狄“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4)。班固主张严华夷之别，“以外而不内”，虽然他赞赏武帝“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85)，但不主张攻伐夷狄，认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主张以抵御和防备为主。对慕义前来朝贡者，应以礼待之，羁縻不绝。班固的思想也具有“恩威并行”的特点，较之刘安的思想，班固更多地强调了军事打击与防御的作用。他的思想对后世王朝治边思想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虽然历代王朝在经营朝贡制度时，皆奉行“恩威并行”的思想，但因王朝治边方针有所差异，在边疆民族朝贡地区推行的具体政策中，“恩”与“威”的比重有所不同。如西晋武帝时，慕容鲜卑出兵攻打晋朝“世守忠孝”的朝贡国夫余，王城沦陷，夫余王自杀。晋朝虽助夫余复国，慕容鲜卑依然掠夺夫余人口，晋以官物为夫余赎还被转卖的人口，对慕容鲜卑采取了宽容的态度。(86)可见晋武帝接受了刘安以德为主的思想，对藩臣继绝存亡，不轻易出兵讨伐破坏朝贡制度规则的少数民族。明宣宗主张：“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者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87)对于数次寇边的女真人，他主张“夷狄寇边固当诛，然谕之不从而后诛之，彼将无悔”(88)。这应取自于班固的思想。总之，“恩威并行”思想始终为历代统治者奉行，虽然治边政策中“恩”、“威”比重有所变化，却不曾完全偏废一方。 “恩威并行”思想不主张王朝轻易出兵攻伐反叛的朝贡成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那么如何能使王朝不出兵，或少出兵，还能达到维护边疆的统治秩序，保证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正常运行？ 西汉文帝时，晁错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策略，他说：“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所谓“以蛮夷攻蛮夷”，颜师古注曰：“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也。”(89)东汉章帝时，班超同样主张“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90)。《册府元龟》对此进一步阐释： 昔晁错有言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盖言其同类自相攻击，不烦华夏之兵，亦御戎之良策，而杂霸之善利也。盖夫裔夷殊俗，天性忿鸷，气类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于度外。然其种族斯众，区落实繁，恃气力以相高，专战斗而为务。以至强凌弱，大侵小，称兵构乱，迭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虽复保塞内附，参与属国；守约来援，闻于有司，然亦荒忽之无常，但可羁縻而不绝，又岂足烦王师之赴救？(91) “以蛮夷攻蛮夷”的策略自提出，便被汉朝君臣运用于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如东汉时，班超在西域“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92)。辽东太守祭肜切断鲜卑与匈奴的联合，以恩义与财利，诱鲜卑偏何部，击败匈奴左伊帙訾部，偏何获匈奴人二千首级，诣辽东郡请赏，于是鲜卑与匈奴岁岁相攻，“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93)。在朝贡制度地区，以臣服的当地民族出兵，打击反叛的民族势力，既省朝廷兵力、财力，又可达到平叛治边的目的。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的确是“计之善者也”(94)，故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翻开史书可以看到，不仅对边疆地理、民情了解不多的汉族王朝如此，而且出自边疆，熟悉边疆的北族王朝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进行边疆统治。如辽圣宗置隗衍突厥部、奥衍突厥部“以镇东北女直之境”；置北敌烈部“戍隗乌古部”(95)，金朝北方草原上，有南北两属部为金捍边数十年，在界壕(长城)外以汪古部守关口。(96)北族统治者吸收汉族“恩威并行”思想的同时更推崇军威，他们与汉族统治者一样，深谙“以夷制夷”策略在边疆统治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