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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的道德化特征 古代王朝在经营边疆朝贡制度过程中，奉行“修德怀柔远夷”与“厚往薄来”思想，其源于儒家政治思想，它从一个侧面呈现出道德化特征。然而，这一思想又与王朝“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紧密相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治国思想。孔子提倡“爱人”、“克己”，主张行“仁政”，倡导“有教无类”，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61)(《论语·颜渊》、《卫灵公》、《季氏》)孔子所说的远人包括与华夏不同族类的夷狄，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62)董仲舒进一步阐释儒家的“仁爱”思想，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提出“仁者爱人”、“王者爱及四夷”。(63)在建构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时，儒家思想主张天子对于夷狄应抚以恩德，管仲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颜师古注曰：“携，谓离贰者也。怀，来也。言有离贰者则招集之，恃险远者则怀来之也。”(64)这种以仁爱为本，重在恩抚、怀柔的思想，自汉朝以来，成为历代汉族王朝经营朝贡制度所奉行的主要思想之一。贾谊认为：“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然不承帝意？”(65)天子如何以厚德怀服四夷？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6)(《论语·里仁》)以财利招抚四夷，是天子厚德的具体体现，《中庸》亦云：“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67)自汉朝以来，“厚往薄来”成为历代汉族统治集团安抚、招徕四夷，运行朝贡制度的主要方针之一。 汉代边地郡县官员秉承朝廷旨意，奉行“修德怀柔远夷”与“厚往薄来”思想，从事建构和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活动。汉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朱辅在向明帝的上疏中，奏上莋都夷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后，所作的乐诗三章，《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远夷慕德歌诗》曰：“圣德深恩，与人富厚。”《远夷怀德歌》亦曰：“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68)莋都位于今四川西南山区，土地硗埆，峭危峻险，其人贫薄，食肉衣皮，不见盐谷，朝廷对归附的莋都部民赐予布帛、粮食。于是，天子恩德传布其地，数百万人慕汉德向化，这对建构、发展西南地区朝贡制度，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每年要用大量财物经营朝贡制度，如明帝永平年间，“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69)。和帝时，司徒袁安曾说：“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70)仅赏赐三方的岁钱就高达五亿三千多万，若加上对西南、南方等地区朝贡成员的赏赐，其费用是相当可观的。“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价值观，通过“厚往薄来”，使皇恩远播，招徕四夷，建构起具有羁縻特点的朝贡制度，令其保塞无事，进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以实现当时君臣心目中的大一统理想模式，其政治意义不可低估。 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确立后，伴随着汉族王朝对朝贡成员实行各种赏赐，政治统辖力度也逐步加强。《册府元龟》云：“怀柔之以德，厚其存恤。以至张官置吏，设亭筑塞，锡之以衣冠印绶，振之以缯絮菽粟，因以弭兵息役，开疆拓土。斯皆得来远之道，达御戎之要者焉。”(71)自晋朝以来，王朝不仅对边疆朝贡成员赏赐财物、册封具有褒义的封号，而且开始授予地方官号和军官号，开疆拓土和守土卫疆的政治目的愈加明显。唐朝在边疆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张官置吏，授予朝贡成员以羁縻官职，并依据官职的高低进行赏赐，如唐朝玄宗封契丹大酋李过折为“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州都督，赐锦衣一副、银器十事、绢彩三千匹”(72)。肃宗时，以回纥叶护出兵助平定安史之乱，“诏进司空，爵忠义王，岁给绢二万匹，使至朔方军受赐”，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73)作为政治笼络手段的边疆互市贸易也贯彻“厚往薄来”方针。 经辽金元三朝，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已经处于向民族地区建置转变的尾声，但明朝统治集团仍秉持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摈弃了元朝的东北边疆制度，回复到唐代的羁縻建置朝贡制度。五代史家在评论唐朝治边策略时曰：“夷狄之国，犹石田也，得之无益，失之何伤，必务求虚名，以劳有用。但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74)这种“修德怀柔远夷”思想在明朝君臣中十分普遍，明太祖朱元璋说：“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75)明宣宗认为：四夷“若中国安声教畅达，彼知慕义而来王斯为善矣”，“能安中国者，未有不能驭夷者也。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76)明朝是朝贡制度最为完善的时期，李秉曰：“中国之待夷狄，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不计其物之厚薄也，若必责其厚薄，则虏性易离而或以启衅，非圣朝怀远人，厚往薄来之意。”(77)以明朝赏赐东北兀良哈蒙古三卫朝贡成员为例，每年既有定赏，又有流赏；既有贡赏，又有市赏(抚赏)；马市贸易皆给善价，赏赐额度不断增加，明末朝廷每年用于兀良哈三卫朝贡的行赏费用，已是明初的100多倍。然而，明朝对兀良哈三卫实行如此丰厚的赏赐，并不仅仅是“修德怀柔远夷”，而是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为明朝捍御蒙古。因此，当边疆出现变故，羁縻卫所朝贡活动减少时，明朝就要派官员到兀良哈蒙古地区诏谕来朝，如明宣德六年到九年(1431-1434)，兀良哈三卫出现不贡和少贡的现象，引起了明朝的警觉，担心兀良哈投附蒙古部，对明朝构成威胁。于是，明宣宗连续7次遣使赍敕及金织彩币表里，往兀良哈蒙古地区诏谕。(78)显然，明朝边疆民族朝贡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已经相当紧密。透过“厚往薄来”思想的伦理化表象，可看到历代王朝运用这一思想，经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实质，是为了达到治边的目的。 在朝贡制度建构初期，王朝统治者奉行的“修德怀柔远夷”与“厚往薄来”思想，对于边疆民族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四夷主动归附，愿为中原王朝的朝贡成员，这对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建构，以及在朝贡成员中确立君臣观念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朝贡制度的发展，边疆与内地政治关系日益紧密，“厚往薄来”成为王朝治边的重要思想。以往学界对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厚往薄来”思想，多从经济利益上加以评论，然李云泉先生认为“厚往薄来”有更深刻的政治寓意和现实考虑，物质上的付出，换来的不仅是周边民族和属国对宗主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稳定的朝贡关系，使王朝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