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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贞观三年君臣“藉田方面”歧义论析 唐贞观三年(629)，太宗欲亲耕耤田，《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云：“初，晋时南迁，后魏来自云、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14)，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在当时民庶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朝臣亦多溢美之举、赞颂之辞，“于是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而在行此礼之前，关于耤田所在位置——即《旧唐书·礼仪志四》所谓“藉田方面”——太宗与儒臣孔颖达却产生了分歧，记云：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初，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太宗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后每岁常令有司行事。(15) 是贞观三年太宗耤田之礼中置先农坛于城东，即是耤田方位便在城东矣，孔颖达于朝堂上据《礼》典及先代晋武故事谏议此举“不合古礼”，然太宗言论驳之，且理由条分缕析，最终定从太宗意。此后太宗多令有司行事，无再亲耕。又据史籍，有唐一代承继沿袭了太宗东郊耕作之制。(16)唐长安先农坛的具体方位即在通化门外七里、浐水东道北五里(17)；东都洛阳先农坛在上东门外七里道北三里(18)。 谨按，孔颖达乃有唐一代大儒，儒学修养自不待言，隋炀时征召诸儒论难东都，少年颖达舌战群儒，斩将夺冠以致为“先辈宿儒”怀恨报复事便为一证；(19)贞观十一年(637)其于国子祭酒任内受诏撰修《五经正义》，于经学发展厥功甚伟，是孔氏于先代礼制、典籍必然熟稔，则贞观三年孔氏之谏议，虽未被采纳，然其论必典自有出。观孔氏所据，一为《礼》典：“《礼》，天子耤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文出《礼记·祭统》篇： 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20) 天子与诸侯之尊卑通过耤田的方位凸现出来。又结合《礼记·祭义》：“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21)知方位之外的另一标准即亩数：天子、诸侯耤田存在亩数上之降杀——天子千亩，诸侯百亩。概言之，《礼记》“祭统”与“祭义”篇显示出天子之耤田通过方位(南郊)、亩数(千亩)与诸侯(东郊、百亩)区分出尊卑高下，凸显出天子“天下大宗”的地位，是孔氏据《祭统》篇认为天子应耤田于南郊。 经典之后，孔氏又引先代史实——“晋武帝犹于东南”——加强己之论点。《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今修千亩之制……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22)《通典》卷四六《籍田》于“洛水之北”句后注云：“去宫八里，远十六里为此千亩。”指明具体方位。(23)应注意者是武帝所说耤田方位为“东郊之南”，《旧唐书》中孔颖达将其释为“东南”方位，然《唐会要》与《新唐书》皆称武帝“耕于东郊”(24)。又，皇后亲蚕礼是与耤田礼相配合的，如上《祭统》文言“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先蚕所在方位亦可从侧面论证“藉田方面”。《晋书》卷一九《礼志上》云：“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25)，是武帝“耕于东郊”一间接例证。则孔氏所言“东南”方位便与“东郊”之记载不尽相合，故对于其引晋武史实以加强其“天子耤田于南郊”的论点就需谨慎处理了：其论点为“天子耕于南郊”，论据却是晋武耕耤方位在东南，被后世史家称为“东耕”。固然可认为孔氏将“东郊之南”等同于“东南”方位有失严谨，但应该注意到孔氏并没有为了加强“天子耤田于南郊”的论点而径将“东郊之南”等同于“南郊”，而是用了一稍带暧昧关系的“犹”字，说明他已了解到《礼记》所载的“天子耤田于南郊”的“淳朴”“古礼”在后世已经有了改变。虽然晋武于“东郊之南”也不符合《礼记》所载，不过这些可能都只是围绕着典籍做的“微调”，并没有严重背离“经典”。而现在太宗“于城东置坛”，却是与“天子耤田于南郊”的“古礼”完全没了联系，更严重者，按照《礼记·祭统》“诸侯耕于东郊”的记载，“天子”的地位就和“诸侯”等同了，此点应是孔氏援引《礼记》着意之所在。 陈寅恪论述隋唐典章制度尤其是“礼仪”一项之大前提即是李唐承继杨隋(26)，于此需观察隋皇帝是否躬行耕耤礼及其方位。《隋书》卷七《礼仪志二》云：“隋制，于国南十四里启夏门外，置地千亩，为坛”(27)，又先蚕方位“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可知隋耤田方位在大兴城的南郊(28)。目前史料尚未见隋帝亲耕耤田的记载，但可以肯定隋有耕耤之制且耤田方位在与北郊先蚕相对之南郊。而太宗时唐王朝始行耕耤礼，方位最终从太宗意定于东郊，说明其一，在“藉田方面”上，唐并未继隋，此为陈氏所谓“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之一反例；其二，孔颖达在隋曾“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自是对隋耤田方位明了，其于“藉田方面”一事上谏议以为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此申述自必有隋耤田方位在南郊之影响；其三，隋行耤田于南郊，完全合于《礼记·祭统》所言“天子耕于南郊”之制，按孔颖达意，即合于“古礼”。 而太宗驳回了孔氏谏议，认为“于城东置坛”、“田于东郊”是“盖其宜矣”，分析其理由有四。第一，礼缘人情，并非一成不变。第二，“平秩东作”典出《尚书·虞书》之《尧典》(29)，渊源久远且有文献支持：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30)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寅宾出日”，意即是于春分之时，敬迎东方日出，测其晷影，(31)《史记》引作“敬道日出”，直是明晰此意(32)。下接“平秩东作”，其中“平秩”亦作“辨秩”、“便程”，意略同，皆是辨察日月形成出生之次序也。(33)“东作”一词，孔传言：“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34)此论“就农事泛言，与文义未合”。陈寿祺破此藩篱，其言“东作”义及日月之行：“作训始也。言日月之行于是始，羲仲辨次之也。”(35)然相较《尧典》主旨言及日月星辰与“人时”则仍有未合，应劭《风俗通义》卷八《祀典》于“雄鸡”篇引《青史子》书云：“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36)《汉书·艺文志》著录《青史子》于小说家类，云有五十七篇，注言“古史官记事也”(37)。其言“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当是深合《尧典》之旨，保有先民记事淳朴之风。故“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当言日月星辰冒地而出，流转升降，先民辨察日月形成出生之次序，当日出正东之时，时当春分，昼夜等长，先民便行耕作之事。太宗引“平秩东作”语便是以典籍所载古老神圣之传统——“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说明东方与耕作关联之悠远，为申述移坛于东郊提供“历史”支持。 第三点理由是顺和东方青气——“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其间有明显的五行说渗透；且此时辂、耜的颜色又与五方迎气说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礼记·月令》中已显露端倪：“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载青旂，衣青衣……是月也……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躬耕帝藉。”孔疏此节之旨云：“论迎春既反，春事已起，当祈谷亲耕也。”只是记载尚无如此系统、齐整。(38)至东汉应劭《汉官仪》时已系统化，大致与太宗所言相合：“天子东耕之日，亲率三公九卿，戴青帻，冠青衣，载青旂，驾青龙……天子升坛……天子耕于坛”，又有云：“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啬夫下种。凡称藉田为千亩，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东耕，亦曰亲耕，亦曰王藉。”(39)是书所记多为后汉东京故事(40)，其时称为“东耕”，是依据耤田方位而名之，那么太宗为“田于东郊”的论点所引述的第三条理由，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至东汉。 第四点理由是天子居东方少阳之位。《白虎通》卷六《耕桑》章载： 王者所以亲耕，后亲桑何？以率天下农蚕也。天子……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阴，女功所成。故《曾子问》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亲桑，率外内命妇蚕于北郊。”(41) 班固认为“天子耕东田”的依据是“东方少阳，农事始起”，与太宗相类。《白虎通》所引《曾子问》亦为《礼记》篇章，其云“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似与《礼记·祭统》所言“天子亲耕于南郊”矛盾。然今本《礼记·曾子问》无此文，陈立疏证即云“盖逸《礼》也”。陈寿祺猜测此句当是大戴《礼记》之逸篇，(42)丁晏则以为是今《礼记》即小戴《礼记》的脱文，(43)钱玄折中二说，“疑所有诸篇之文，有三种可能：一为《大戴礼记》逸篇；二为《礼记》脱文；三为《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之逸篇。但今已无法一一分别考辨”(44)。则《白虎通·耕桑》所引《曾子问》“天子耕东田”句出处分歧颇大，出自今本《礼记》的可能性只占三分之一，此为其一；其二，假设此句出自今本《礼记》，关于其所在文，即《曾子问》篇的撰作年代，亦存在战国早期(45)迄于秦汉(46)这样时间跨度极大的分歧。更重要者，陈立疏“王者所以亲耕、后亲桑何”句云： 桓十四年“御廪灾”。《公羊传》注：“天子亲耕东田千亩，诸侯百亩，后夫人亲西郊，采桑。”《疏》以为《祭义》文，盖逸《礼》也。《礼·祭统》云：“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蚕于北郊，以供冕服。”与此不同者，《祭统》所云，当是周礼。故《周礼·天官》“内宰”职以王后蚕于北郊，与藉田对方，则天子当耕于南郊。《周礼》天子诸侯不同制，则诸侯宜降为东郊，南方太阳，东方少阳也……此《公羊》注或是异代礼，当时古周礼未行，故所据之少异也。(47) 窃以为陈氏所言确然，其举与耤田相配的先蚕方位“王后蚕于北郊”证成“天子当耕于南郊”，同时展示出《白虎通》行文的内在矛盾：先言“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桑于西郊？西方少阴”，后所引相证之文献却在方位上出现错位——《曾子问》耤田在东，《周官》亲桑却在北了。陈氏认为《公羊传》何休注“天子亲耕东田千亩”云云非宗周礼，“或是异代礼”，造成此情况的原因是注疏之人生活时代“古周礼”(即上言“南耕”)未有施行。考之，何休(129-182)生活于东汉后期，《续汉书·礼仪志上》云：“正月始耕……执事告祠先农，已享。”刘昭注引薛综注张衡《二京赋》曰：“田在国之辰地。”(48)按八卦方位，辰地在东南方。《通典·籍田》云：“其(东汉)籍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农及耕于乙地……耕时，天子、三公……以次耕。”(49)此处认为天子耤田方位在“乙地”，其方位与辰地相近，亦在东南方，但更近东而远南。《通典》此条似与上引《续汉志》薛综注不甚相合，然再考《续汉志下》记云：“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通典》所本当出于此。以文献可靠性而论，《续汉志》及引注强于杜佑《通典》。或论佑疏忽，混淆了县邑与中央的区别而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记载。然结合太宗与孔氏就“藉田方面”的争论，虽然最终圣裁决定“田于东郊”，但确如孔氏所论，此举在“经典”及“先代史实”方面多不合“古礼”。此处《通典》在方位上用行于东汉“县邑”、更近东郊方位的乙地替代皇帝所行、相对近南的辰地，有极大可能是出于对太宗之意的“照护”，在“先代史实”方面为此举寻求更充分的依据，当然在没有直接史料支持的情况下此点只能停留于推测层面。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东汉皇帝耤田的方位在辰地，即东南方位。前述与何休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应劭(约153-196)于《汉官仪》中称天子耤田为“东耕”，则何休注《公羊传》时同样行“东耕”礼，此亦即陈立所言之“异代礼”，故东汉皇帝耤田方位在东南辰地，为“东耕”，已非“天子当耕于南郊”的“古周礼”了，此东南方位与西晋同，但异于隋之南郊与唐之东郊。 关于第四点理由尚有需关注点，即太宗所引证之“朕见居少阳之地”与《礼记正义》孔颖达疏之间的矛盾。《礼记·祭统》“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句，郑玄注云：“东郊少阳，诸侯象也”。玄注“三礼”讲究相互贯通，其“思维紧贴文本，从经纬文献的文字出发，根据这些文字展开一套纯粹理论性的经学体系”。此特点必然要求在《礼记》中的注与《周礼》、《仪礼》相合，这也就对应了上述陈立疏引的“《周礼》天子诸侯不同制，则诸侯宜降为东郊，南方太阳，东方少阳故也”，其中本质是相同的。又，玄虽然与何休等人同样生活于“东耕”之东汉，但正如乔秀岩所论“(郑玄解经)力图保存文献语言的复杂性……(这)必然要形成复杂到脱离现实的概念体系，个中原因，当是因为经纬文献本身包含异地异时不同人的各种说法，本来不反映一套现实的概念体系”。故而，“郑玄的分析是对文献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离现实人情甚远”(50)。则郑玄此注忠实于他心中之“古礼”，而不能反映东汉当时的耤田方位。简言之，郑玄认为是诸侯居少阳之地，而非太宗所言之“朕”。贞观三年(629)的“藉田方面”事件以太宗的“田于东郊”为定，而后贞观十一年(637)孔颖达与诸儒受诏撰定《五经正义》，其中《礼记正义》初为孔颖达与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太学博士贾公彦、太常博士柳士宣等共撰，至十六年(642)又与上述诸人及太学助教周玄达、四门助教赵君赞、守四门助教王士雄等修改定稿，并由赵弘智复审而成。(51)《礼记正义·祭统》孔疏却在郑注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天子太阳，故南也；诸侯少阳，故东也。然藉田并在东南，故王言南，诸侯言东。”不难看出，孔疏此句实与太宗所言“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有所“矛盾”，如按经说则太宗当是诸侯之身份而非经所谓耕耤千亩之田于南郊的天子。《四库总目提要》卷二一《礼记正义》以为：“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52)则是孔疏一贯“疏不破注”之“规矩”，(53)于“藉田方面”可窥一斑。(54)然此“疏不破注”的解释是否可完解孔颖达不改经典的做法呢？窃以为不然。 按寻贞观三年太宗和孔氏因耤田方位存在的“矛盾”，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可以发现二人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应当称为“矛盾”。案太宗当时虽已身登大宝，然其父高祖渊为太上皇。此一节至为关键，故才有太宗所言理由第一为“礼缘人情”一说，其以东为言，实符合经典所谓“诸侯”之位，太宗之人情正是指此而言；而孔氏所主则以实际皇权为中心，其奉诏修订《礼记正义》在与太宗相“争”之后，太宗虽未纳其说，然个中隐晦想来孔氏当心知肚明。同样，太宗自承“朕见居少阳之地”，亦是未回避其为太上皇之子的身份(相当于皇太子身份的皇帝)，最终直采“东耕”规制，有意表示他的谦退和孝道，显得更为有“理”，是太宗之“权宜”也有着不得不如此的“身份”和“分寸”之需：处理与太上皇关系，摆正己之身份位置。如此究之，则孔氏之说实质和太宗所主并无矛盾。太宗采汉家“东耕”“故事”，既能俯从经典，又能暗合汉法，服务于当时之政治，实可以左右逢源。太宗终采“东耕”，不影响孔氏对经典的解释；而孔氏“然藉田并在东南，故王言南，诸侯言东”的说法，则显然有了着意混淆“王”(实即天子)与“诸侯”耤田方位差别的意味，为“经典”在现实中的注解留有余地。那么孔氏日后不改经典的做法，则不能简单以其秉持“疏不破注”原则视之，此与《通典》在方位上用乙地替代辰地为太宗寻求“先代史实”“照护”的可能用意如出一辙。 综观贞观三年君臣关于“藉田方面”的歧义，可以得见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关涉经典及先代故事，牵涉甚深。且此方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目下所知，有孔氏所称述之“古礼”，即《礼记·祭统》所言“天子耕于南郊”，本文称之为“南耕”；有应劭《汉官仪》、何休《公羊》注所载东汉之“东耕”，本文借用之，称“东耕”，其方位在东南；有西晋之“东耕”，与东汉同在东南；有杨隋之“南耕”，合于前述“古礼”；亦有李唐之“东耕”，但其方位异于东汉、西晋之东南，处于东郊。概言之，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存在着自“南耕”“古礼”向“东耕”转变之迹象，而“东耕”系统内部亦存在方位变化；后出之王朝总为寻求自身正统依据，于“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55)的标准中因时、因地的采掘先代耤田之制，以最大限度地巩固、维护己之统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