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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耕”为“宗周旧制”蠡考 “南耕”系统即以上引《礼记·祭统》篇所记“天子亲耕于南郊”为主体的耕耤系统，(56)除《祭统》篇外，此系统记载又散见《礼记》其他篇章，大致有《祭义》、《表记》、《月令》。《祭统》言耤田方位及差异：“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祭义》云亩数及服色降杀：“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而耤田收获的粮食是用来进奉给神灵的，《表记》言：“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即此意。此三篇大致勾勒出《礼记》一书所记耕耤礼诸细节及其要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些羼入《礼记》的《月令》篇中记载的“祈谷之后即躬耕帝耤”，其文曰： 是月也(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谓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传》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置耒于车右与御者之间，明己劝农，非农者也……帝耤，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57) 孔疏此节旨云：“论迎春既反，春事已起，当祈谷亲耕也”，疏郑注云：“郑既已二祭(按郊祭与祈谷)为一，恐人为疑，故引《春秋传》以明之。按，襄七年，《左传》云：孟献子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彼祈农事者，则此祈谷也；彼云郊而后耕，此是祈谷之后即躬耕帝耤，是祈谷与郊一也。”综观郑注与孔疏，二家旨意并是祈谷与郊祭为一事，且不论此观点与论证方式值得商榷与否，(58)《春秋》及《月令》文云“郊”、“祈谷”之后“躬耕帝耤”实为毋庸置疑之史实。 综论之，上引《礼记》诸文中与本文论述对象“藉田方面”相关的即是孟春之月天子亲耕“千亩”之耤田于南郊，与诸侯“东耕”之“百亩”在礼的等级层面有明显降杀的记载。由此可知《通典》卷四六《籍田》所载“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右……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59)当是沿袭《礼记》之《祭统》、《祭义》、《月令》、《表记》等并加以糅合而成，并认为“南耕”之礼为周制。对《通典》之说确然与否的考察，其实质乃是考察“南耕”系统的时间段，即“南耕”是否为周代旧礼；考察之具体方法当是明晰《通典·籍田》所糅合《礼记》诸材料，尤其是《礼记·祭统》篇之撰作时间及所反映制度属何时的问题。若记载“南耕”系统之诸文献时间确定，当可说明此时作为“礼典”之“南耕”在文献成书之前已然施行，“南耕”为周代旧礼的观点也就可推定了。 《礼记》成书时间及其所记制度属何时自古以来便存在较大争议，不过学界大体认同的一点是其书非成于一人/时/地，当出于众手，历时弥长。《通典》所糅合之《礼记》诸篇按曹元弼“礼、学、政”三类划分方法：《祭统》、《祭义》当入礼类，《表记》归学类，《月令》为政类。(60)礼类《祭统》、《祭义》二篇皆言祭祀之意，性质、内容相近。(61)沈文倬认为它们撰作年代在战国中期，当鲁康公、景公之时，下限在鲁平公之世。(62)学类之《表记》，综观诸说，可知其成书在战国前期。(63) 政类之《月令》，成书年代观点纷纭，至少有八说。(64)然诸家皆认为其成篇为战国末期或其后之秦汉，(65)与《祭统》诸篇相较，它是稍晚些羼入《礼记》的。本文以为关于此篇，有两点需注意。其一，因为《通典》所谓糅合《月令》之文不仅未涉及耤田方位，且其所述之仪式程序等在后世的耕耤礼中基本被一成不变地沿用着，即《月令》中关于耤礼的记载可以被“南耕”及下论之“东耕”系统应用，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次，杨宽认为《月令》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文中所记的礼仪包括耕耤礼有较为明显的阴阳五行思想，当是在邹衍将互为区畛、本于《周易·系辞》的阴阳说与源自《尚书·五行》的五行说熔炼于一炉之后。(66)反观《礼记·祭统》篇，其文包含有阴阳思想，(67)上引《祭统》“南耕”文也有较为明显的阴阳学说，如孔疏云：“苟可荐者，悉在祭用，故云：示尽物也，则上阴阳之物备矣。”后云：“必夫妇亲之及尽物尽志之事，祭须尽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从事于耕蚕也”，必须人君及其夫人共同亲耕桑也是阴阳和合之意。耕耤礼含有阴阳学说的现象周代即有，《国语》载虢文公劝谏周宣王行耤田言，阴阳学说明显渗透其中，却无五行配合的痕迹，(68)此为耕耤礼较早的关键原因。而后之“东耕”系统却是透露出阴阳五行融合无间的迹象，不论阴阳与五行学说何者出现早，“东耕”系统兼具二者，糅合无间，而“南耕”系统只见阴阳，则是“南耕”早于“东耕”明矣。《月令》耕耤礼的相关仪式记载更多的是对“东耕”系统的影响，而非“南耕”。 至此，可以推断《通典》所引的与“南耕”系统相关的《礼记》诸篇(除《月令》外)成书当在战国中期乃至其前，故《祭统》等篇所记之“南耕”在战国中期以前曾经施行过。又，沈文倬指出“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记录而存在，自殷至西周各种礼典次第实行，而礼书至春秋以后开始撰作”(69)，则“南耕”所言当为“宗周旧制”。陈立亦言“《祭统》所云，当是周礼”。 另，孙诒让不但主张周时耤田在“南郊”，且认为当在南方近郊，而非孔颖达所疏“郑(玄)本谓耤田在南方之远郊”，考证精审： 据孔说，是郑本谓藉田在南方之远郊。《国语·周语》云：宣王即位，不藉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诗·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国语》注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孔晁谓藉田在近郊，虽与郑、孔少异，要其在郊则同。贾氏本职疏，亦从《祭统》在南郊之说，此疏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傅合郊外曰甸之义，而忘其与《祭统》之文，显相违盩，不亦疏乎！窃谓《周语》说耕藉之礼云：王即斋宫，王乃淳濯飨醴；及期，王祼鬯，飨醴乃行；及藉毕，宰夫陈飨，王歆大牢。然则由国以至藉田之地，必道涂不远，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谓在近郊，揆之事理，实为允惬。若在远郊，则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则又在百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后至其地，于事徒劳，义又无取，必不然矣。(70) 是孙氏所主耤田在南方近郊说源于晋孔晁《国语注》，并以“由国以至耤田之地，必道涂不远，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之符合事理的推论证成之。 周人行耤田择南郊的原因，可从耤礼的最初目的中管窥一二。其最初目的有二，“媚于神而和于民”(71)，详述其义则三，干宝所谓：“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72)是在此“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的时代“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进而“以适郊朝，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而天子行耤田礼，躬身耕耤以供宗庙粢盛，“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73)。更能彰显耤田本义，并起表率作用。前述《礼记·表记》已提及耤田的收获，按惯例是要用于祭祀的，且“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74)，耤田地位如此重要，当在方位最尊之南方，(75)此为“媚于神”、“奉宗庙”，而南方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农田为南亩，《周颂·载芟》诗有云“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而其诗序言“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孔疏以为“正义曰载芟诗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主者于春耕时亲耕籍田以劝农业，又祈求社稷使获其年丰岁稔”(76)。帝王为天下示范，自然要选南郊之地了，此能“训于百姓”、“和于民”。而在诸侯等级的划分区别中，南方也被赋予了独一无二、至高无上之地位，《周易·说卦》言：“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韩康伯注云：“日出而万物皆相见也，又位在南方，故圣人法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也，故云‘盖取诸此也’。”(77)是南方为天子之尊所居，通过与诸侯方位之不同凸显尊卑降杀：虽然天子及诸侯皆能躬行耤田，然“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天子居南方而驾诸侯、御天下，于此方位躬行能够“媚于神”、“奉宗庙”及“训于百姓”、“和于民”的耤田礼，在“治出于一”的时代里自然彰显出天子“天下大宗”的地位。 综上，“南耕”为“宗周旧制”；其施行地点为南方近郊；包含有较为明显的阴阳学说；目前可见相关史料主要存在于《礼记》之《祭统》、《祭义》、《表记》及稍晚羼入的《月令》篇中，在战国中期以前，“南耕”系统已见于文献记载。在“治出于一”的时代，天子选择南郊行耤田，是由于耤田礼具有“媚于神”、“奉宗庙”及“训于百姓”、“和于民”之意，天子须通过耤田于“日出而万物皆相见”的南方表明与诸侯之间的尊卑降杀。另，《月令》所载耕耤仪式可为“南耕”及“东耕”共用，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东耕”影响更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