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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耕”内部方位变化与“南耕”复行 耤田方位因有“南郊”和“东郊”之分，从而产生“南耕”与“东耕”系统时间上的顺承关系：“南耕”为周代旧制，“东耕”始于汉家。而时间上的顺承关系同时标示着空间上耤田方位由“南郊”向“东郊”的转化。自两汉以降，“东耕”系统占据了天子/皇帝耤田的主体位置，但空间层面之转变并未因此告终，此变化发生于“东耕”系统内部：如前所论，西汉、东汉、西晋与唐皆属“东耕”，但前三者之方位在东南，唐则在城东，是“东耕”虽为“东郊耕耤”之省称，但具体方位或在东南，或在东，其中以数量而论，东南方位又占主体，以“名不符实”论之似不为枉；其间只有梁武帝、唐太宗正名于东，实为罕见之举。又，宗周“南耕”系统间或再现历史舞台，杨隋耤田于南郊即是一例，而其间渊源则须详考。故，谨对两汉迄李唐之耤田方位作一综论。 据前论，西汉“东耕”耤田方位在东南，东汉“田在国之辰地”，亦在东南。东汉末至五胡十六国时期虽呈现出中原板荡，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皇帝亲耕籍田在开始的时候与郊祀一样重要”(101)，是统治者亦明晰耤田礼在为自身政权争取正统性支持方面有着武力与经济所不可及的作用。曹魏之兴，即重亲耕。《三国志》“帝纪”明确记载了诸帝亲耕之史，然未言方位(102)。姜波在未引史料的情况下得出“行礼的地点，在洛阳城的东郊”的结论，值得商榷。(103)新城理惠将曹操建安十九年(214)正月、廿一年(216)三月亲耕耤田与五月晋爵魏王联系考察，认为曹操在仪礼上显示出谋朝篡位的野心，见解独到，但亦未论及方位。窃以为可以通过间接方法，即对曹魏先蚕方位的考察论证此问题。《晋书·礼志上》：“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隋书·礼仪志二》亦言：“魏遵《周礼》，蚕于北郊。”是曹魏先蚕方位依仿周典，地在北郊，则其一与先蚕相配而行的耤田礼同样依仿周礼；其二，先蚕位置可能即与耤田方位相对。依前者，曹魏耤田当为宗周旧制之“南耕”；据后者，曹魏耤田亦可能在与北郊先蚕相对的南郊。于此，需多着笔墨论证以先蚕方位与耤田“对其方”的方式间接推断耤田方位之法是否可行，故将《晋书·礼志上》与《隋书·礼仪志二》所载先蚕方位与本文有充分证据断定之朝代耤田方位相对勘，以数据佐证此法。 《晋志》言：“《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104)《隋志》记曰：“《周礼》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魏遵《周礼》，蚕于北郊。吴韦昭制《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矣。晋太康六年，武帝杨皇后蚕于西郊，依汉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自是有其礼。后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路西置皇后蚕坛……置先蚕坛于桑坛东南……后周制(按无言方位)……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105)首先，二《志》所言相同朝代先蚕方位记载一致；其次，综言二《志》所载先蚕方位：《周礼》于北郊，汉在东郊，曹魏北郊，孙吴西郊，西晋西郊，南朝刘宋西郊，北齐于京城北之西，隋于北郊。本文前述及后叙耤田方位肯定者(即有直接史料证明支持者)，周制为南耕，与先蚕“对其方”；西晋明言“与藉田对其方”；刘宋属“东耕”；北齐耤田在东南；隋制为南耕，皆与先蚕方位相对，八占其五。另可注意者，《隋志》言晋武杨皇后蚕于西郊乃“依汉故事”，但前叙汉法是“皇后蚕于东郊”，其意龃龉。考之汉时先蚕近蚕坛之蚕室在上林苑中，(106)与西汉皇帝耤田方位同，是“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非妄。而晋武定先蚕方位于西郊是由华峤奏以乾坤相配之意及“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所得结论，未如《隋志》所言是“依汉故事”，且后之具体仪式、服色等《晋志》记为遵“汉魏故事”而非谨遵“汉故事”。(107)汉之方位在东，与魏在北显异，故《隋志》所云晋武杨皇后蚕于西郊乃是“依汉故事”非确论。据上考察，依照先蚕方位间接推论耤田方位的方式存在可行性；然其毕竟逊于直接证据，且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故仅为一补充法，需审慎使用，下文考证当循此精神。又，依此法，孙吴耤田当属“东耕”，具体方位承继“汉家故事”于东南的可能性较大。(108) 西晋耤田所立本于杜预，(109)地在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只是“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110)。八王烽烟起后，典午南渡，元帝定鼎江南，观《宋书·礼志一》：“史注载多有阙。江左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111)是元帝未能行耤田礼。明帝时，温峤条列军国要务，其疏第五曰：“古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旧置藉田、廪牺之官。今临时市求，既上黩至敬，下费生灵，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立此二官。”疏上，“多纳之”(112)。按，元帝未行耤田，自当未设负责耤田事务的“藉田、廪牺之官”，此言“旧置”之时当在典午南渡之前，《宋书》云：“藉田令，一人。丞，一人……江左省”可证。(113)而哀帝时江虨上言耕耤礼“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则明帝“多纳之(指温峤疏)”的奏条中无“宜如旧制，立此二官”条，据此明帝耤田亦未成行。哀帝时欲行耤礼，江虨“以为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谓宜停之”(114)，惜未言虨谏的结果。检《晋书》卷八《哀帝纪》：“(兴宁)二年春二月……癸卯，帝亲耕藉田”，是哀帝未从虨意，最终亲行耕耤了。然此举实为江左一朝仅见，亦只行此一次。且其时因内有承统问题，(115)外有桓温威胁，为求得名正言顺及抗衡桓温，哀帝刻意恢复“古礼”，以造舆论声势，在意图恢复耕耤礼的同时，甚至试图祭祀被视为“杂祀之事”的“鸿祀”(116)，知此背景便不难理解江左仅见哀帝行耤田的原因了，实为特殊形势使然。观东晋一朝，除哀帝形势使然躬行耕耤而外，正常情况下皇帝是不行耕耤礼的。如此，其一，正常情况下，耤田礼已不行，遑论“藉田方面”，是《隋书·礼仪志二》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确非枉论；其二，哀帝昙花一现般躬耕耤田，即便耤田方位明晰亦不能代表江左一朝之“藉田方面”，上言“至宋始有其典”句便是哀帝为形势所迫之耕耤并未有大影响的注脚，况史未明言耤田方位，较大可能是沿袭西晋之方位，只因偏安江左，已非是“东郊之南、洛水之北”的旧处了，但其亦在东南可能性较大。梁满仓指出耤田礼的进行“需要有皇帝的强大权威，需要有在这种权威的笼罩下群臣如‘众星之拱北辰’的君臣关系。而东晋一朝恰恰缺少这两点……门阀士族不可能赞成举行旨在向全国表明皇帝具有无上权威的藉田活动”(117)。 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耤田在建康宫的辰地，即东南方，途中尚能“行经(袁)湛墓”(118)。方位与东汉、西晋相同。后继之萧齐，《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所记唯有耤田之日的争论，无方位，(119)《通典·籍田》更简(120)。然，《南齐书》卷三《武帝纪》载萧赜永明三年(485)十二月诏，中云“朕嗣奉鸿基，思隆先轨，载耒躬亲，率由旧式。可以开春发岁，敬简元辰，鸣青鸾于东郊，冕朱絃而莅事”(121)，观“率由旧式”及“鸣青鸾于东郊”，可知其耕耤礼当是东耕，方位如刘宋，在东南方。刘宋、萧齐耤田方位，大致依于“汉家故事”。 迄于萧梁，《梁书》卷三《武帝纪》载普通二年(521)四月丙辰诏：“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时，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于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122)《隋书·礼仪志二》记：“普通二年，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筑兆域大小，列种梨柏，便殿及斋官省，如南北郊。”(123)以时间求之，两书所述当是一事。古人有“取法于天”的传统，“钦若昊天，历象无违”便是此思想的反映。(124)梁武改革礼制，颇有成效，其言“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与唐太宗驳孔颖达语极似，当是太宗思想之一渊薮。又，“可于震方，简求沃野”，震方乃四阳卦之一，于方位属东，则“又移耤田于建康北岸”当是在建康的东郊；而《易·说卦》云“帝出乎震”，梁武用之，迁耤田于震方，其意自然是强调统治符合天命。(125)此亦可由雩坛的位置验证。天监九年梁武移雩坛至东郊，而后“大同五年，又筑雩坛于藉田兆内。有祈禜，则斋官寄藉田省云”(126)。雩坛位置并未有变动，是大同五年雩坛仍在东郊，且在“藉田兆内”，则耤田方位亦在东郊了。武帝变更雩坛至东郊之原因“东方既非盛阳，而为生养之始”与移耤田方位“平秩东作，义不在南”理由相近，而此两者更与唐太宗于城东置耤田所举“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如出一辙而时在其前，不能不说二者存在前行后效的联系。武帝所谓的“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当是指汉晋宋齐等名为“东郊”而田在东南的耕耤之制，至此变为东，使其“名实相符”，且“上协星鸟”，顺乎天象。如此可知普通二年之前的梁耕耤礼“藉田方面”当遵宋齐，在东南；普通二年四月诏后移至建康北岸，成为名实相符的“东耕”。 最末之陈，宣帝顼亲行耕耤礼，多达六次，但俱未言方位。(127)幸赖《艺文类聚》存陈诗人张正见耤田诗五章，名《从耤田应衡阳王教作诗》，(128)其一有言“东郊事平秩，仲月祀灵威”，其三有“草发青坛外，花飞苍玉前”，其四有“苍玉临珪璧，青坛躬帝籍”。可知陈为东郊耕耤。又陈寅恪言：“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129)耤田当亦如此。如是，遍观南朝，以梁武帝普通二年改革为断，此前之宋、齐及梁耤田方位多在国都辰地，为东南方位，此后萧衍“移藉田于建康北岸”，耤田方位到了“东郊”，真正与“东耕”名实相符，并且其改革理由大致与后世唐太宗相仿，后者之变更当渊薮于梁武，是隋唐制度尤其是礼仪制度“梁陈之源者”之一例证也。 隋唐制度三源二出北朝：北魏、北齐，西魏、北周，于此“藉田方面”，亦须明晰，兼可考察是否尽合陈寅恪所言。北魏、北齐之渊源，承于东晋自南齐间沿袭之汉、魏、西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130)。而拓跋魏一朝耤田史实较少，“从拓跋珪天兴三年到北魏一分为二，凡一百三十余年，史书记载藉田之事不过六次”(131)。目下可见涉及耤田方位的史料出于孝文时：“(太和十七年)二月……己丑，车驾始籍田于都南。”(132)按孝文“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洛阳)”时在是年六月，此处所言之“都”指平城，亲耕于平城之南，是北魏孝文迁都洛阳前为“南耕”制。又道武帝珪曾于天兴三年(400)“二月丁亥……始耕籍田”。同样是在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后举行的。而其具体方位当在都南的药圃、明堂附近，《水经注》卷一三《湿水》： 其水(即如浑水干流，今称御河)(133)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堂……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134) 首句杨守敬按云：“北苑在京城北，为如浑水分流之二水所迳……谓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则如浑水干流自平城北苑南流，“历京城内”、“南迳藉田”句则说明此水遍历平城市内，至都南方过耤田处；“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是耤田在药圃、明堂的北方。(135)而据考古资料，明堂可以确认在平城南郊丙巳之地，(136)则北魏平城时代耤田在南郊临靠如浑水干流、南近药圃与明堂之地。 迁洛后，宣武景明三年(502)十二月诏云：“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137)所言“京邑初基，耕桑暂缺”可说明此前新都洛阳未有耤田规制，是年十二月后始立，惜未记方位。(138)然此时有皇后亲蚕方位记载，《魏书》卷八《宣武帝纪》云：“(景明四年)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北史》卷四《宣武帝纪》更是直接将耤田与先蚕连接叙述：“四年春正月乙亥，亲耕籍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若先蚕礼方位与耕耤方位相对在北魏成立，则北魏当是耤田在南郊；加之平城时代孝文耕于都南，迁洛之后沿用，亦为情理中事。如此言之，北魏一朝，耤田方位当在南郊，属“南耕”一系可能性极大。又川本芳昭联系“宪章姬周”的北周官制改革的有关观念和民族关系背景，对《周礼》影响北魏前后期历史的现象进行过探讨，其对北魏前期采鉴《周礼》情况的申述，主要围绕天兴元年“祀天之礼用周典”、天兴二年(399)置尚书三百六十曹、天赐元年(404)“置六谒官准古六卿”三事展开，而耤田一事不仅时间相近，且属祀典之范畴，当亦在《周礼》影响范围之内。(139)楼劲认为道武帝珪的开国建制活动“承续和代表了那种直接取鉴于儒家经传来创制的新模式，所取附的又主要是古文系统的经典经解……虽可能有多种现实的、经典的或前朝故事的因缘，但其直接取鉴或附会的，主要还是《周礼》和《礼记》的有关典制和理念”(140)。耤出方位上，北观开国建制并于此后延续的亦当是《礼记》、《周礼》等典籍所载宗周“南耕”之制，其于周制中汲取制度灵感并延续传统，至此又多一证据。 爰及北齐，耤田方位可明。《隋书·礼仪志二》：“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内……自余一顷，地中通阡陌，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又为大营于外，又设御耕坛于阡东陌北”(141)，则北齐方位在邺城东南(142)。又，与耕耤相配的皇后亲蚕的方位是“京城北之西”(143)，与耕耤方位相对，亦为间接之证。 《周书》“帝纪”记有皇帝行耤田的举动，但无方位记载；(144)《隋书·礼仪志二》亦只载北齐耕耤、先蚕礼及北周先蚕礼，不及北周耕耤。或径依《隋志》所载“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145)遽断北周之制多依晋仪，但以北齐及隋耤田方位推之，是北齐确依晋仪，耤田在东南，属“东耕”一系，然承继北周之杨隋耤田却在南郊，为宗周之“南耕”系统，反是“时有损益”的明证了。故北周亦存在此种可能，此论可息矣。《隋书·礼仪志一》云：“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然《仪礼》不载耤田之礼，是后周耤田当是宗周，其职官仿《周礼》六官，“前后共行用了有二十五年之久”，其中地官下有“神仓”，其长为神仓中士，正二命；部属为神仓下士，正一命。“神仓”主要是负责将帝耤的收成贮于神仓，《礼记·月令》云“季秋之月……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其职类于《周礼·地官》所载廪人。(146)王仲荦以为：“北周盖仿佛其意以置官。按北周宪章姬周，必于正月上亥，有事千亩，帝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先古以为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并将耤田之典安排于此职上。(147)则北周耤田方位亦宗周，其为“南耕”一系当是可行之论了。 陈寅恪认为“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礼仪》章之“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148)。而以耤田方位一事考之，隋在南郊，虽不可据此而断其制承继于北周，但可定论者是其非沿袭自“东耕”一系中北齐之东南或江左后期萧梁之东郊典制，排除此二源，则隋之“南耕”渊源必在宇文周亦可通矣，进而可证北周耤田当在南郊，是其“宪章姬周”之一面。又，北魏一分为二后，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皆争持北魏正统，陈氏所谓：“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而于藉田方面论之，北周宗周立制，反得沿袭了北魏“南耕”之制，北齐所承继者却为源出“汉家故事”之“东耕”。前述陈氏论隋唐制度渊源之“北魏、北齐”一源乃“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而此源内部于耤田方位上，亦有“宗周”与“承汉”之别，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承继杨隋之李唐前证为“东耕”一系，其方位并非沿袭自“南耕”一支的杨隋，是隋、唐礼制渊源亦有不同处之明证。唐虽属“东耕”，然其方位变为城东，异于“东耕”渊头的“汉家故事”及承继此“故事”的西晋、南朝前期与北齐，其变东南至东的渊源、理由皆与南朝后期萧梁武帝普通二年相类，是承继了陈氏所言“隋唐制度渊源”之“梁、陈”一源。 综上所论，粗列《宗周至李唐天子/皇帝耕耤礼之耤田方位简表》，并可以得见： 第一，自汉以降，“东耕”取代“南耕”，两汉、孙吴、西晋、南朝四代、北朝之高齐与李唐皆行源出“汉家故事”之“东耕”。 第二，“南耕”是“宗周旧制”，虽自汉之后“东耕”大行，然后世王朝调和“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之标准为自身政权寻求正统依据，故仍有效周制，行“南耕”者，尤其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之政权，其例如拓跋魏、宇文周，承继周制“南耕”，以“宗经”、“复古”之旗帜补短取长，拮抗他方，“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辖境以内胡汉诸族之人心”(149)。而杨隋亦宗周“南耕”，所承当出北周，其一，隋与唐制度之渊源仍有不同，其二，学界所论隋唐制度渊源中“远远不如其他二源重要”之北周一源于杨隋尤其是礼制建制仍有不可忽视之作用，毕竟隋于“尊君”、“实用”之际仍有“宗经”、“复古”之需。 第三，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和孔颖达因为耤田方位存在的“矛盾”，其实是当时政治与人伦隐情支撑下的“权宜”。太宗当时虽已身登大宝，然其父高祖为太上皇，故方有“礼缘人情”一说，其以东为言，实符合经典所谓“诸侯”之位，自承“朕见居少阳之地”，未回避其为太上皇之子的身份，终采“东耕”，有意表示他的谦退和孝道，是其“权宜”也有着处理与太上皇关系，摆正己之身份位置之需。而孔氏所主则以实际皇权为中心，其奉命诏定《礼记正义》在与太宗相“争”之后，太宗未纳其说的个中隐晦想来孔氏亦心知肚明。如此究之，则孔氏之说实质和太宗所主并无矛盾，太宗采汉家“东耕”“故事”，既能俯从经典，又能暗合汉法，服务于当时之政治，实可左右逢源，且不影响孔氏对经典的解释。而孔氏“然耤田并在东南，故王言南，诸侯言东”的说法如是观，则有了混淆“王”(实即天子)与“诸侯”耤田方位差别的意味，为“经典”在现实中的注解留有余地，那么其日后不改经典的做法，则不能简单以秉持“疏不破注”原则视之，此与《通典》在方位上用乙地替代辰地为太宗寻求“先代史实”“照护”的可能用意如出一辙。 第四，“东耕”内部方位多在东南，两汉、孙吴、西晋、南朝之宋齐及梁普通二年之前、北朝之高齐皆遵此制，独梁武于普通二年、唐太宗在贞观三年更为正东，其理由主要是申述三代之上“平秩东作”的古老传统、以五方迎气之说顺和东方之青气及天子居东方少阳之位，进而以“礼缘人情”的大前提证成己之改制，不惜与经典所载“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的规制相悖。人君以己之权变更古典“南耕”及先代东南方位之“东耕”，一方面显示出“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的时代，古典耕耤礼“媚于神”之义消减，君主所用多为“奉宗庙”、“和于民”之功用，更突显出皇权之消长变化——魏晋以降皇权之复振，似如梁武帝。南朝前之东晋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此种“皇权政治的变态”“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所动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譙国桓氏、太原王氏先后与皇权共掌国柄，(150)此种状况虽至南朝刘宋拔寒人参政有所改，然皇权之复兴必非一蹴而就之过程。梁武帝于普通二年以一己之权变更耤田之方位，所举缘由暗含“帝出乎震”，背后所彰显的当是皇权在多重举措之下已有复御天下威权之事实。另可注意者即承继杨隋之李唐并未沿袭前朝“宗周”之“南耕”，亦未完全摹仿“汉家故事”的“东耕”，而是在其基础上参合南朝后期萧梁之改革行“于城东置坛”的“东耕”，是其耤田渊源当出“梁、陈”一源。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使拙文进一步完善。删改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英、梁满仓、杨振红研究员与复旦大学韩昇教授、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诸师友的指导，谨致谢意！限于篇幅，文章其他须完善处拟另文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