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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国语·周语上》虢文公谏周宣王语，徐元诰著，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1页。 ②《汉书·孝文帝纪》春正月丁亥诏语，亦见《孝景帝纪》后三年春正月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152页。 ③《宋书·礼志一》载晋武帝泰始四年诏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3页。《晋书·礼志上》“民”作“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9页) ④耤礼之“耤”，一般作“籍”，亦作“藉”。此字原应作“耤”，孙诒让云：“藉，正字作‘耤’……藉籍并耤之借字……明藉籍字虽乖异，义实一也”(王文锦等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7页)。“耤”，《说文》曰：“帝耤千亩也。”(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耤”的解释有二：一为“蹈”、“耕”意，如《汉书·文帝纪》师古注引臣瓒说：“藉，谓蹈藉也。瓒说是也……斯则藉非假借明矣”；其二便是师古反对的“借”之意，如《诗·周颂·载芟》郑注：“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杨宽《“籍礼”新探》(《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8—229页)考证以为“耤”的本意是“耕”，“甲骨文‘耤’字正像一人执耒蹈着耕作的样子。‘耤’字本来是躬亲耕作的意思……等到‘耤田’被贵族侵占，‘耤田’成为迫使庶人提供无偿劳动的田地，‘耤礼’成为征发和监督庶人耕作的仪式，于是‘耤’就有了‘借民力治之’的意思”。此说确然。又，余永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12年，第215—218页)、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所集刊》二本一分，1930年，第11—59页)、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耤》(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9—82页)皆释作“耤”。胡厚宣《说贵田》(《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沈文倬《与耤》(《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6页)从上述先生之论，引文作“耤”。故本文所论“耤田”、“耤礼”、“耕耤”之“耤”从其本义统一作“耤”，并取杨宽对“耤”之解释，唯引用史料、论文及专著中原作“籍/藉”者，原样具录，不作改动。 ⑤杨宽：《“籍礼”新探》，第231—232页。沈文倬《  与耤》观点大致同。⑥胡厚宣《说贵田》列武丁时卜辞有“八七、庚子卜，贞王其雚耤亩往。十二月。(《后》下二八，一六)”；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指出：“商王亲自参与经营的农业地主要有‘囧’，亦称‘南囧’……囧地农田为商王亲自经营，其地所产谷物作为祭品祭祀祖先”，并举五条相关甲骨卜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46页) ⑦西周早期令鼎：“王大耤农于諆田……王归自諆田”，及宣王   ：“王曰‘ ，令女乍 土，官 耤田’”(分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248-250页；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6页)。⑧《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2页。 ⑨古人考证，参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四《吉礼·亲耕享先农》“耕耤之礼”，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天官·敍官》“甸师”、《天官·甸师》及月令祈谷部分(第28—30、284—295页)；今人文章有杨宽《“籍礼”新探》，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陈二峰《论汉代的籍田礼》(《南都学坛》2009年第3期)，高二旺《魏晋南北朝时期耕耤(藉)礼的特征与功能初探》(《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论著中相关章节：胡戟《礼仪志》第14章“藉田享先农”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305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各卷耤田礼章节(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4章“藉田制度”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8—230页)，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第4章第3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11—614页)，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相关章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下称“姜文”)。日本学者谷口羲介《藉田儀禮の復活》(《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88年，第245—264页)讨论了周至汉文的耤田礼仪，新城理惠《中國の藉田儀禮について》(《史境》2000年41號，第25—38页)则论及汉代以后皇帝耤田礼，金子修一《以国家祭祀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研究史回顾与展望》(《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3—47页)简要涉及了东汉末至十六国的耤田，皆可参看；其他文章尚有谷口羲介《春秋時代の藉田仪礼と公田助法》(《史林》1985年68—2號，第40—64页)、佐竹靖彦《藉田新考》(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の城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3—28页)、西岡市祐《南北朝·隋朝·唐朝的親耕藉田》(《國學院雜志》2002年103—4號，第1—16页)、坂江涉《古代東アジアの王權と農耕儀禮——日中社會文化的差違》(鈴木正幸編：《王和公》，東京，柏書房，1998年，第13—53页)。 ⑩《新唐书·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308页。 (11)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民国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12)《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页。 (13)自公元前221年嬴政定“皇帝”号前，最高统治者多称“天子”。而关于秦后“天子”、“皇帝”两号，西嶋定生认为嬴政制定皇帝称号时，宗周以来的传统称号“天子”暂告消亡，至西汉时，随着儒家思想建立了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伦理结构，“天子”号复活，并与“皇帝”号以用法不同的形式并行(《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中《皇帝支配の成立》、《漢代におけゐ即位儀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浅野裕一则认为自皇帝号产生后，其与天子号是并行使用的，不存在西嶋暂时消亡之说(参《黄老道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2年，尤其第2部第10章《秦帝國的皇帝概念》及第13、14章)，齊藤實郎《秦漢におけゐ皇帝六璽——天子璽と皇帝璽を中心として》(《史叢》第51號，1993年)及好並隆司《秦漢時代の天子と皇帝》(《岡山女子短期大學紀要》第20號，1998年)观点与浅野近同。然不可否认“‘皇帝’和‘天子’以严格的形式存在着区别，这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很大特色”(金子修一：《皇帝制度——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4页。何说可成，殊难论断，但本文涉及时段自周迄唐，且典籍有“皇帝”与“天子”同称者，如卫宏《汉旧仪补遗卷下》：“皇帝亲执耒耜而耕。天子三推。”故于本文中权作“天子/皇帝”。 (14)此点不确，他朝不论，只举北周，《周书》中多次记有皇帝耤田事。 (1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2页。 (16)《旧唐书》，第102、913页。唐帝亲耕史例可见太宗一次、高宗两次、睿宗一次、玄宗两次和肃宗一次，宪宗元和六年试图恢复五十余年不行的耕耤礼，未果，后不复见。 (17)参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图三，《考古》1978年第6期；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图一，《考古》1982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图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18)参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图一，《考古》1961年第3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图八、图一○，《考古》1978年第6期；宿白、杨宽上引文图六、图四九(第180页)。 (19)《旧唐书》，第2601页。 (20)《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3页。 (21)《礼记正义》，第1597页。 (22)《宋书》，第353页。因《宋书》成书在《晋书》前，又《晋志》无“平良中水者”句，《宋书》义长。 (2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85页。 (24)《唐会要》卷一○、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23、245、423页。《新唐书》卷一四，第357页。 (25)《晋书》，第355页。 (26)《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51页。 (27)《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4页。位置参宿白上引文图三。 (28)隋耤田虽在南郊，唐史家却记作“东耕”，如《隋书》称“东耕”(第143、753—754页)，是其书成于唐。贞观三年后，唐已改为东郊进行之“东耕”，隋虽是于南郊的“南耕”，但史家仍一沿自汉以降的“东耕”之称。 (29)《尧典》与《舜典》之分合即二典是否为一篇的问题千百年来聚讼纷纭。主为二典者，所论之分界在《尧》以梅赜孔氏传《古文尚书》“帝曰钦哉”为结尾；在《舜》，据敦煌唐写本《经典释文·舜典》是姚方兴上“曰若稽古”所异廿八字。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5—390页)已斥之。故即便主《尧》、《舜》为二者，分界亦不过姚本廿八字上，而“平秩东作”离此远甚，本在《尧典》无疑。 (30)逗号据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引文加，其未言原因。《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孔传云：“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按文意“日中，星鸟”义长。 (31)《尚书正义》孔传，第119页；蔡沈《书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盛百二：《尚书释天》卷一《尧典·乃命羲和》，清乾隆三十九年任城书院刻本。 (3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页。 (33)《周礼·春官·冯相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18页)，《史记·五帝本纪》(第16、18页)，曾运乾《尚书正读》(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页)，杨筠如《尚书覈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页)。 (34)《尚书正义》，第119—120页。 (35)《左海文集·答仪徽公书》，《皇清经解》卷一二五四，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学海堂庚申补刊本，第27—29页。 (36)[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玉函山房辑佚书》及《佚礼扶微》有辑佚。 (37)《汉书》，第1744页。 (38)《礼记正义》，第1356页。 (39)应劭撰，孙星衍校集：《汉官仪》卷下，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2页。亦见于同书应劭撰，陶宗仪辑《汉官仪》(第116页)，唯“王”讹作“玉”。 (40)《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4页。 (41)[清]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6页。 (42)《左海经辨上·大小戴〈记〉并在〈记〉百三十一篇中》，《皇清经解》卷一二五一，第45页。 (43)《佚礼扶微》，《南菁书院丛书》第三集，江阴南菁书院清光绪十四年刊本。 (44)《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45)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20页)、钱玄(第46页)以为是曾子弟子所记，以时推之，大致在此时段。 (46)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47)《白虎通疏证》，第276—277页。 (48)《后汉书》，第3106页。明帝永平中“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皆出巡途中耕耤，劝民劳作，非天子耕耤礼，不论。东汉洛阳城形制参王仲殊《东汉的都城(洛阳)》，《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9页。 (49)《通典》，第1285页。 (50)《论郑王礼说异同》，《北大史学》第1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 (51)《礼记正义序》、《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1页。 (5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页。 (5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4页。 (54)按《五经正义》于贞观十一年(637)撰定，太宗誉为“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然是书却推迟至高宗永徽四年(653)方颁于天下。史书于此时记载了马嘉运驳孔氏《正义》事，分见《旧唐书》、《新唐书》二人本传(第2603、5645页)。二书虽皆述马病《正义》之“繁”，《新》却多一关键之“谬”字。马驳《正义》失谬的详细内容无从得之，然贞观三年太宗所言与孔疏《礼记正义》文意产生了“表面文字”矛盾，甚至有损其天子地位，如此明显的与君主意见相左之注疏出现于经典中，可能为马氏所驳之一处。 (55)参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31页。 (56)另，《诗·周颂·噫嘻》以诗话的形式描述了周王行耤田礼的情景、程序，又如《周颂·载芟》诗序即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91—592、601页)及前述《国语》虢文公劝谏语虽未记载耤田方位，然所载为宗周古制，同样构成“南耕”一部分。 (57)《礼记正义》，第1597、1640、1356页。 (58)万斯大《学礼质疑》卷一径云“郊唯日至一礼，祈谷不谓郊”(《皇清经解》卷四八，第11—12页)，其礼说多尊王(肃)而黜郑(玄)，此说近是；故祈谷与郊祭是否涉及郑王之争，须详考。 (59)《通典》，第1284页。 (60)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礼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宣统元年刻本，第718页。 (61)《祭义》，参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07页；杨天宇：《礼记译注》，第798页。《祭统》，参《礼记集解》，第1236页；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第59页。 (62)《略论礼典之实行和〈仪礼〉书本之撰作》，第1—54页。 (63)钱玄：《三礼通论》，第46页；王锷：《〈礼记〉成书考》，第82页；廖名春：《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5页；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64)杨宽：《月令考》，《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5)杨宽认为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沈文倬《略论礼典之实行和〈仪礼〉书本之撰作》(第35页)、钱玄《三礼通论》(第45页)则主为秦汉时作品。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论述月令源流理据兼备，可参。 (66)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1923年10号；庞朴：《阴阳五行探源》，《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十五“阴阳家小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1—190页。 (67)如四时祭，《礼记正义》，第1606页。 (68)中云：“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集解》，第15—21页。 (69)《略论礼典之实行和〈仪礼〉书本之撰作》，第7页。 (70)《周礼正义》，第29页。 (71)《国语集解》，第21页。 (72)《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干宝《周礼注》，第3106页。 (73)《祭统》，《礼记正义》，第1603页。 (74)杨宽：《“籍礼”新探》，第222—223页。 (75)《礼记·祭法》郑注：“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第1587页)，南郊之祭其来最尊。又《白虎通疏证》云：“南方太阳。”(第277页) (76)《毛诗正义》，第601页。 (77)《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 (78)卫宏：《汉旧仪补遗卷下》，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第102页。 (79)应劭：《汉官仪卷下》，第182页。亦见于同书应劭撰，陶宗仪辑：《汉官仪》，第116页。 (80)《白虎通疏证》，第276页。 (81)《隋书》卷七《礼仪志二》，第143页。 (82)《初学记》卷一四《礼部下·籍田第一·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1页)，诗言“寅宾始出日，律中方星鸟……苍龙发蟠蜿，青祈引窈窕”可明方位在东。 (83)分见《全梁文》卷一六《元帝二》及卷一八《元帝四》，第3044、3057—3058页。 (84)颜、谢诗分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7页、《宋诗卷六》第1251页；岑颂见《初学记》卷一四《礼部下·耤田第一·颂》，言曰“回舆南亩，驻跸东廛”，可证属“东耕”系统。 (85)《汉官六种》，第102—103页。 (86)《汉官六种》，第55、58页。 (87)《后汉书》，第2576页。 (88)《史记》，第423页；《汉书》第117、151、2507页。 (89)《汉书》，第2853—2854页。西汉长安形制参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图一，《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90)《汉书》，第219页。 (91)《宋书》，第353页；《通典》，第1284页。 (92)姜文，第32页。 (93)耕耤礼一般在春正月，此与阴阳五行思想有关，春主生发故也；梁武天监十三年改为二月，方是一变。 (9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12页。 (95)《藉田赋序》，《小畜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页。 (96)卷三○二《藉田部·总论》，第727册之27页。 (97)参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中的祠先农简》，中国文化大学《第三届简帛研讨会文集》，台北，2005年；张春龙：《里耶秦简祠先农、祠窨和祠隄校券》，《简帛》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彭浩：《读里耶“祠先农”简》，《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98)史志龙：《秦“祠先农”简再探》，“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81，2009年6月13日。 (99)《礼记集解》，第309页。 (100)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48页。 (101)金子修一：《以国家祭祀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研究史回顾与展望》，第46页。 (102)《三国志》，第42、47、92、98页。 (103)姜文，第101页。 (104)《晋书》，第590页。 (105)《隋书》，第145—146页。 (106)《汉书》卷九○《酷吏传·咸宣》，第3661页。 (107)《晋书》，第590页。 (108)吴及下论五朝(东晋、宋、齐、梁、陈)建邺和建康布局参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4下页。 (109)《晋书》，第1027页。 (110)《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89页。成书更早的《宋书·礼志一》不如《晋志》述时间明确。 (111)《宋书》，第353—354页。亦参《晋书·礼志上》，第589页；《通典·籍田》，第1285页。 (112)《晋书》，第1789页。 (113)《宋书》，第1231页。 (114)《晋书》，第1539页。 (115)《晋书》，第2060页。 (116)《晋书》，第1539、2060、2174页；“欲行鸿/洪祀”与东晋哀帝政局之关系，拟另文撰论。 (117)《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227—229页。 (118)《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54页；卷五二《袁湛传》，第1498页。 (119)《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42—143页。 (120)《通典》，第1285页。 (121)《南齐书》，第51页。 (122)《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4—65页。 (123)《隋书》，第143—144页。 (124)《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第1449页。 (125)参孙英刚《神文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126)《隋书》《礼仪志二》，第126—127页。 (127)《陈书》，第77、80、86、90、93、98页。姜文认为“文献中似乎找不到陈朝行(藉田与亲蚕)礼的记载”(第143页)，当漏查。 (128)[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703页。衡阳王即陈霸先第六子昌。 (12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10页。 (130)《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页。 (131)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6页。 (132)《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1页。 (133)熊会贞认为“其水”系指如浑水西流的一支，流进郊郭之南；然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8页)认为应是如浑水干流。暂从前田说。 (134)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50页。并参《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二)》，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本，第1666页；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京都大学藏《水经注疏》卷一三，森鹿三氏寄赠本，第20—21页。 (135)方位图可参《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图三，第17页。 (136)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银田等：《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 (137)《魏书》，第195页。 (138)北魏洛阳形制参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图四，《文物》1978年第7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图四○，第143页。 (139)《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第367—389页。 (140)《〈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第87—148页。 (141)《隋书》，第144页。 (142)北齐邺城形制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临漳邺城遗址”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46—247页。 (143)《隋书》，第145页。 (144)《周书》，第46、54、64、72、73、83页。 (145)《隋书》，第144页。 (146)《周礼注疏》，第749页。 (147)王仲荦：《北周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39—140、681页。 (14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51页。 (14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1页。 (15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序及第306、324、298页。 (151)五胡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可见统治者行耤田礼，然耤田方位，仅可考知后赵石勒大地点在临漳，石虎在邺桑梓苑，前燕慕容皝立藉田于朝阳门东，即是在东郊了。史料不足，殊难论断，故未列出。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