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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 《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 武德已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⑩ 寥寥数笔，勾勒出巾子从高祖武德年间到武则天时期的样式变化。《隋唐嘉话》亦云：“旧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11)所谓周武即北周武帝，国初即唐朝立国之初。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种平头小样，确实在唐初甚为流行。(12)(见图1)  图1 唐李寿墓人物所戴平头幞头 资料来源：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图版2。 但若仔细玩味，却也让人就上述《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产生如下疑问：武则天为何会心血来潮推行武家头饰?为何“武家诸王”要一改武德以来的“平头小样”头饰风尚，改戴“高头巾子”? 《通典》、《唐会要》同记此事，略有不同。《通典》称：“天授二年，武太后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13)《唐会要》云：“天授二年，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14)按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已经称帝，杜佑此处称“武太后”，显因笔法之故。二书所载，似乎也没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却增添了此事发生的时间和场景——“天授二年”、“内宴”。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载证圣二年，武则天曾推行过被称作“武氏内样”或者“武家样”的巾子。这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的命名微有差别。《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尚能述其材料形制，谓“武家高巾子”、(15)“以丝葛为之”，(16)似言之凿凿。如果二书所记不误，那么便可证明“巾子”这种头饰，有过从天授二年“武家诸王样”到证圣年间“武家样”的变化历程。然而，证圣无二年，因此颇疑这里“证圣二年”实为“天授二年”之误；《云麓漫钞》所记“武氏样”、“武家诸王样巾子”，原本当为一物。又《南部新书》同记“武家样”，似与前述“武家诸王样”无甚区别，均是“高头巾子”。(17)究竟是因为《中华古今注》、《云麓漫钞》与《通典》、《会要》相较，成书在后，层累地增加了“武家样”的内容；还是因为《南部新书》的作者因误以为“武家样”和“武家诸王样”为同一物品，做了不应该的省略?这些问题由于文献不足征，已不可考。但不管如何，比对上述文献，可为解决开篇提出的诸问题提供两条线索，一为时间即天授二年；二为人物即武家诸王。 新出武承嗣受封魏王的册书，表明武家诸王的册封仪式实在“天授二年二月廿五日”。(18)而“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家诸王的分封同在天授二年。从前后关系而言，“武家诸王样”的推行，当在武家诸王册封仪式之后，即天授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后。 倘若循此“诸王”脉理，将触感聚焦于天授二年前后的武周政局，前追帽式流行方式，后察“巾子”式样变化，遂会发现，武则天内宴赐巾子的举动，可能意在“武家诸王”，而不在“样”(规格、标准)。(19)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帽式名称，如果放到“周唐易代”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则对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蕴，或许会有别样的认识。(20) 如所周知，中古是门阀政治时代，冠冕与氏族如同表里，冠冕常成为氏族的代称。《唐会要》所谓“崇我唐朝人物冠冕”、“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21)即表明此点。一般而言，人身上的各部分装饰中，头饰最能引起他人的关注。汉代王充《论衡·讥日》即明确指出：“在身之物，莫大于冠。”(22)唐初令狐德棻也认为：“在人之身，冠为上饰。”(23)当代相关民族学调查研究也发现，很多民族都有重头饰的倾向，即所谓“琳琅满头”。(24)有学者甚至指出：“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之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重头轻脚。”(25) 揆诸史籍，北周以来的头饰时尚多为帝王或著名政治人物所引领。突骑帽之流行，因为周文帝而起。《隋书》载： 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焉。相魏之时，着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从遮项、索发之迹象来看，颇令人怀疑突骑帽就是风帽的某种类型。开皇初，隋文帝杨坚以乌纱帽标识自己的身份。上好下甚，所以“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26)与乌纱帽相配合的服饰，有黄纹绫袍、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等，亦呈现出极强的“戎狄色彩”。关陇贵族出将入相，带有浓厚的武人气息。由是，象征武力的折上巾子取代乌纱帽，成为头饰时尚。(27)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之前，太子李建成曾佩戴“花搭耳帽子”田猎游宴。“搭耳帽子”本是胡服，据说源于赵武灵王，原名爪牙帽子，属军戎之装。李建成佩戴的同时，还赐予武臣及侍从。想必在武德之际，这种以花装饰的“搭耳帽子”，(28)也是一种时尚。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推行了一种名叫“进德冠”的头饰。(29)他的理由是，政局由武入文，头饰的象征意义也当改变，所谓：“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30)进德冠材质用罗，裁为四角，兼具二仪、三才的象征意义。据《中华古今注》记载，此种“更类幞头”的头饰，可能与马周的改造有关。(31)正如开篇所述，服饰是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无论是“文”还是“武”，时代气息都会在日常物品上得到反映。 事实上，不仅是皇帝、太子，就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亲王，也能引领头饰潮流，而且此类头饰均以爵位命名，十分值得玩味。隋代权臣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耀时人”，他的“许公袙势”，(32)是目前所见最早用爵位命名的“帽样”。贞观名臣长孙无忌，权势显赫。于是，社会上就流行一种以他的爵位命名的帽子——“赵公浑脱帽”。(33)此帽以乌羊毛制毡做成，如同他的姓氏“长孙”，带有浓郁的草原气息。“赵公浑脫帽”的流行，在带有独特文化品位标识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是长孙无忌权力的外在表现方式。无独有偶，贞观十六年起，储君之争扑朔迷离。魏王李泰以亲王谋嫡位，得势于一时，与此同时，他的头饰也别具风格，成为时尚。所谓“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名为“魏王踣样”，以至于天下有欣然钦慕的现象。(34)而太子承乾却“好突厥言及所服”，(35)为太宗所恶。无论是长孙无忌的“赵公浑脱帽”，还是李泰的“魏王踣样”，此类以“爵位”命名的流行头饰，皆是武则天所处时代的流行“景象”。武则天当然熟悉某种服饰对于政治人物身份标识的作用和意义。同理，以“武家”、“诸王”命名的头饰，会带有符号性的政治信息。 与名号、宗庙的“武姓”色彩相比，帽样最容易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特征。同“赵公浑脱帽”、“魏王踣样”的命名微有不同，“武家诸王样”以“氏族”、“爵位”同时冠名于帽样。这样偏正式的命名，很可能隐藏了武则天的某些特殊心态。同时，既与“赵公浑脱”、“魏王踣”的自然流行不同，也与通过以《衣服令》颁布的某些冠服相异，还与以《礼部式》规定的某些常服有别，(36)武则天美其名曰“赐”，其实是在以威权强制颁行。“武家诸王样”的颁赐，当在“武家诸王”封建之后，这种看似平常的服饰举动，是否与武家诸王分封的政治举动有某些关联?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里，任何标识人物身份饰品的改动，恐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要想理解“武家诸王样”出现的意义，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诸王样”颁行前后的政治过程。 文明元年(684)，武氏已为太后，临朝称制。睿宗虽形如傀儡，但总算保持着李唐国祚。可是，有史料表明，武则天此时就有封建诸武的打算，据《历代崇道记》载：“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武则天的第一次封建意图，是否遭到在朝权臣的反对，莫可得考。但是在李唐国教道教的降神谕示中，却明确告诫武则天不得有所僭越。(37)天授元年九月十三日始，武则天开始持续营造众望所归的情景，意在谋建“大周”，完成禅代。九月二十二日，她改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次年武氏本家男性皆被封为王。(38)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后，对于抬升“武”姓地位的政治运作颇多。《朝野佥载》载：“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39)虽然因为“  ”与“囚”相近，最终被废弃，但女皇以武当国、抬升武家名望的心态却表露无遗。武周一朝以“武”字命名的州县，数量也颇为可观。(40)易言之，“武”姓的推崇，始终与武周政局的演进相伴随。从这样的政治背景出发，就不难理解武则天在天授二年将武家诸王的帽样赐予百官的举动了。“武家诸王样”的推行，与武氏家族走上权力顶峰的律动，几乎完全一致。张鷟曾用数言评判武氏家族的权力成长，可谓中的：“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41)“迁鼎”之言，自是说明梁、魏、定诸王共同构筑了武家王朝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权力是如何外化展现的呢?服饰即其一端。帽子除了具有御寒挡风的物理功能外，在当时的“权力阶层”中常常是一种“炫耀式着装”，具备社会角色的“个性化”标识。布罗代尔曾说：“在西方，社会地位最细微的上升都要反映在服装上。”(42)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身份制”社会里，服饰标识地位的功能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43) “武家诸王样”在武则天称帝、诸武封建为王之后，推行给百官。如此举动，同武家权势的获得息息相关。文明元年武则天欲封武氏亲族为王而不得，更不用提在当时将诸武的帽样推行。帽样的推行，是在武则天称帝的背景下，权力由上至下渗透的手段，无疑是一种独特的权威宣示方式。通过发掘这样的历史细节，我们就能细致地体察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向，认识权力输送、渗透的过程。(44)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曾说：“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物体来说(一件长裙、一套定做的衣服、一条腰带)，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技术的、肖像的和文字上的。”(45)我们所感兴趣的正是武家诸王样在肖像、命名文字上的意义。上文就服饰命名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同样也很想了解武家诸王佩戴“武家样”后，是以怎样具体、生动的历史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的?然而，历史工作者无法“复原”中古时期服饰在具体人物肖像层面的表现。这里只能根据服饰学的一般原理和文字记载的零篇断简，稍作推论。有不少史料表明武家诸王身高不显。(46)从服饰时尚学的角度而言，戴较高的帽子或梳较高的发型，会使人物形象显得高大一些。这一点不少出土的唐代人物壁画均可予以证明。即便如此，本文也不敢断定“武家诸王样”是为了掩盖武家诸王“形貌短丑”的生理现象而设。不过，历史时期的政治人物以服饰遮丑、“包装”形象，确有其例。(47) 武承嗣、武三思等皆身居高官要职，不管是正史，还是笔记小说，在记述的过程中，武则天总是在与朝臣对话时表明她对“武氏本家”的看法，“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48)“我子侄，委以心腹耳”。(49)无论是宰相还是心腹之谓，此番话语背后隐藏的是武周王朝的权力构造问题。由于武周王朝的权力结构，并不像唐前期那样是典型的“门阀”联合体，所以在权力的辐射圈内，“武姓本家”是离她最近的力量。垂拱年间就出现了所谓“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的现象。(50)武则天早年与自己本家关系并不融洽，武家诸王的声誉、名望也皆为下等。然而，要想彻底割断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武姓本家则成为武则天所能援引的核心力量。即便“武家诸王”的政治才能不高，但武则天还是在不断地形塑武家诸王的地位和形象。《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等官方文本，对魏王武承嗣的描述，极尽华丽辞藻，用一种代表皇帝意志的书式——“册”进行颁布，构建出武承嗣的一种历史“镜像”。由武三思撰序、崔融题铭的《武承嗣墓志铭》，更是“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51)将武承嗣包装成一个臣子楷模。 不过，在时人的眼里，武家诸王的表现与武则天意图塑造的形象，其实存在着某种“视觉差”。尽管大多数武家诸王在时人的描述中，均是以不受肯定的形象出现，如武承嗣、武三思之酷忍残暴、徇私舞弊等。但武氏家族利用“舆服”符号对自己的包装却是全方位的。《通典》云：“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借紫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着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52)借紫之制始于建昌王武攸宁。之所以要用“借”的方式，是因为天授二年八月他的散官未满三品，所以只能借服紫衫。以卑阶享受金紫的待遇，也是武则天对于武家诸王“位阶”的抬升。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的同时，他的散官应高于三品，所以依旧穿紫衫、戴金龟。所谓戴金龟，即佩戴一年前同日颁行的龟袋、龟符。《朝野佥载》载：“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53)佩龟符是因为玄武之武与武姓之武相同，武攸宁身上的金龟一来标识着他的身份，二来也有明显的天命色彩与“武家标识”。这样的记载，恍若让人看到武家诸王头戴高巾、身着金紫、腰佩龟符活跃在朝堂内外的历史景象。 由于时空变换千年，文字、图像资料有限，虽然本文尽可能利用了多种途径和方法展开相关论证，但在涉及人物具体“图景”的层面仍感乏力。不过，“武家诸王样”特冠以“武姓”，颁行于天授二年武则天即位后不久。抛开头饰塑造形象的角度，武则天将“武家诸王样”赐给群臣，恐怕尚有通过威权改变臣僚“头顶景观”的意味，旨在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诸王样的“高”，也一定表明其“异”于当时流行的样式，从而成为“武家”的特有符号之一。它可能与位阶的高低无关，而是用以昭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来临。并且，百官也是以接受此一“符号”来宣示臣服于武氏集团，从而形成武周一朝以武氏为中心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消失、失语的服饰影像，其实也是重要的政治运作事件。 中宗复位，在神龙元年(705)二月重申“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54)再次通过佩饰，塑造统一秩序的视觉镜像。唐代不少文献都可证明，鱼乃鲤，鲤即李。从龟符再变为鱼符，意味着政权从“武姓”向“李姓”回归，也许正是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视觉变化”，向百官昭示了李唐复国的政治变动。(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