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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村圭尔：《六朝官僚制的叙述》，付晨晨译、魏斌校，《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2010年，第286页。 ②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3页。 ③小林聡：《晋南朝における冠服制度の変遷と官爵体系—<隋書>礼儀志の規定を素材として——》，《東洋学報》第77巻第3、4号，1996年，第233—266頁；《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礼制と官制の関系に関する一考察——礼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0巻第4号，2002年，第105—136頁；《西晋における礼制秩序の構築とその変質》，《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0巻，2002年，第27—60頁。 ④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⑤冻国栋：《读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唐前期风俗》，《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202页。 ⑥转引自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序”。 ⑦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的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详参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⑧有关唐代服饰、妆容时尚的研究，可参见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近年，纳春英也对唐代服饰时尚有过论述，参见氏著：《唐代服饰时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⑨有关服饰与士族的研究，参见王力平：《中古士族与时尚——围绕服饰、语言与礼仪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119页。实际上，正如沈从文所说：“汉、晋之际，或因为经济贫乏，或出于礼制解体，人多就便处理衣着，终于转成风气。武将文臣、名士高人，着巾子自出心裁，有种种不同名目。”(沈从文编著，王增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⑩《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3—1954页。 (11)刘餗：《隋唐嘉话》卷下，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页。 (12)学者孙机认为，李寿墓壁画人物所戴幞头即为“平头小样”，详参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3)《通典》卷57《巾子》，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23页。 (14)《唐会要》卷31《巾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15)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巾子》，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7页。 (16)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页。 (17)钱易：《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18)参见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9)有关“样”的解释，可参见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123页。 (20)马冬曾就“武家诸王样”的形制有过研究，认为“高头”可能受到西域胡族“高尖帽”的影响，所论有理。而一般通论性质的服饰史，也会提及唐代巾子的演化轨迹。(参见马冬：《唐代服饰专题研究——以胡汉服饰文化交融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06年，第189—210页)本文所致力探索的，则是“武家诸王样”在政治过程中的意义及帽样产生的政治背景。 (21)《唐会要》卷36《氏族》，第775页；卷83《嫁娶》，第1810页。 (22)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94页。 (23)《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第2596页。 (24)有关“琳琅满头”的说法，可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33页。 (25)参见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5—331页。 (26)《隋书》卷12《礼仪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66—267页。 (27)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8页) (28)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搭耳帽》，第106页。 (29)《新唐书》卷24《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528页。 (30)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第148—149页。 (31)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幞头》，第107页。 (32)《隋书》卷61《宇文述传》，第1467—1468页。 (33)岑仲勉先生曾考订过浑脱帽，他认为“浑脱”一词应当“得名于伊兰语，或其帽系于浑脱舞时用之耳”。(氏著：《唐史馀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5页) (34)张鷟：《朝野佥载》卷1，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页。 (35)《新唐书》卷80《常山王承乾传》，第3564页。 (36)黄正建研究员在研究大和六年(832)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在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氏著：《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37)据传当时老子现身，告诫武则天说：“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参见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2—363页)武则天的第一次封建，因这一神异事件无果而终。此事固然荒诞不经，但联系当时情形看，颇疑有反对势力操纵了这次事件，用李唐国教的神灵来阻止武则天封建。 (38)武家诸王的封号，参见《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9页。 (39)张鷟：《朝野佥载》卷1，第19页。 (40)《朝野佥载》卷3载：“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第72页)又如天授二年于淮南道婺州建武义县，如意元年(692)幽州置武隆县、江南道睦州置武盛县，证圣元年(695)河南道汝州置武隆县，等等。 (41)张鷟：《朝野佥载》卷1，第12页。 (4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7页。 (43)参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44)有关此理论，详参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5)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46)如《朝野佥载》卷4云：“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张)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第87—88页) (47)如《通典》卷57《嘉礼二·帻》引蔡邕《独断》云：“帻，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汉元帝额前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王莽顶秃，帻上施屋(壮发谓当额前，侵下而生，今俗呼为‘主头’者是)。”(第1618页) (48)《旧唐书》卷62《杨恭柔附杨执柔传》，第2383页。 (49)刘肃：《大唐新语》卷1，第7页。 (50)《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一月，第6463页。 (51)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52)《通典》卷63《嘉礼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第1770页。 (53)张鷟：《朝野佥载》“补辑”，第178页。 (54)《通典》卷63《嘉礼八·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第1769页。 (55)据《朝野佥载》“补辑”载：“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第178页) (56)参见礪波護：《隋の貌閲と唐初の食実封》，《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68年，第249—291頁。 (57)《旧唐书》卷37《五行志·服妖》，第1377页。 (58)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 (59)参见《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第6628—6629页。 (60)参见《旧唐书》卷183《武延秀传》，第4734页。《新唐书》卷206《武延秀传》记事略同：“三思死，韦后复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仓曹参军何凤说曰：‘今天下系心武家，庶几再兴。且谶曰：‘黑衣神孙被天裳’，神孙非公尚谁哉?’因劝服皂衣惑众。”(第5839页) (61)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郑炳林等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62)《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20页。 (63)《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19页。 (64)《新唐书》卷76《韦皇后传》云：“五色云起后衣笥。”(第3486页)《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亦载“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第2172页)两《唐书》皆未言“裙上”。按《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景龙)二年二月，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8页)同书卷84《帝王部·赦宥》：“(景龙)二年二月庚寅，顺天皇后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帝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寮。”(第996页)同书卷339《宰辅部·邪佞》：“韦巨源，中宗时为尚书左仆射。韦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而方歇。巨源以为非常嘉瑞，请布告天下，许之。”(第4005—4006页)三处均提及“裙上”，一般认为《册府元龟》的史料来自唐实录、国史，较两《唐书》更为原始，故此处取其说法。 (65)参见《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第2173页。 (66)《唐会要》卷31《舆服上》：“景龙四年三月，内宴，赐宰臣以下内样巾子。其样高而踣，皇帝在藩时所冠，故时人号为‘英王踣样’。”(第675页) (67)参见《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二月，第6619—6620页。 (68)《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79页。 (69)《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710)四月、五月丁卯，第6641页。 (70)《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壬午，第6641—6642页。黄永年先生认为中宗之死，可能是因为疾病，因为中宗的存在对韦后干政并无妨碍。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参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综合当时朝局中的各种迹象看，中宗想要恢复皇权的作为，当是他致死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杜佑同样认为，中宗之死，是因韦后、安乐公主毒杀，而非正常因病去世。(《通典》卷31《历代王侯封爵》，第870页) (71)《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第879页。 (72)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田廷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页) (73)李林甫等编：《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7—119页。 (74)《资治通鉴》卷205，《考异》引《宜都内人传》，第6502页。 (75)《唐大诏令集》卷108《禁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2—563页。 (76)《唐会要》卷31《巾子》，第675页。 (77)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78)《旧唐书》卷45《舆服志》，第1954页。 (79)刘肃：《大唐新语》卷1《匡赞》，第10页。同见于《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7页)，文字略有不同。 (80)以上过程，参见《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一年至十四年”所载内容。(第6756—6772页) (81)《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开元)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第3056页) (8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衣冠异制》，王其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83)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84)此点蒙匿名评审专家提示，专致谢意。 (85)《旧唐书》卷113《裴冕传》，第3354页。“仆射样”，又见于《唐语林》卷4、《大唐传载》、《册府元龟》卷792、《太平御览》卷493、《唐会要》卷31等记载。 (86)关于唐代宦官问题，唐长孺、牛志平、何灿浩、矢野主税等中外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相关学术史，详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近年黄楼博士学位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亦对宦官政治有详细的探讨。 (87)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91《杂仪》，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7—2328页。 (88)《资治通鉴》卷220，肃宗乾元元年九月，第7061页。 (89)参见《旧唐书》卷184《鱼朝恩传》，第4763页；《新唐书》卷207《鱼朝恩传》，第5863页。 (9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5页。 (91)《新唐书》卷9《僖宗本纪》，第281页。 (92)参见黄楼：《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第149页。 (93)程大昌：《演繁录》卷12《幞头垂脚不垂脚》(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8页。 (94)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95)田令孜等人的政治表现，可参见《旧唐书》卷184《田令孜传》，第4771—4772页。 (96)《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服妖》，第879页。 (97)参见《旧唐书》卷175《昭宗十子》，第4545—4548页。 (98)《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服妖》，第880页。 (99)《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6《洛中纪异》，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00)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第39页。 (101)参见《通典》卷55《历代所尚》，第1543—1547页。 (102)比如，佩戴鱼袋的目的，一是区别等级，二是彰显荣重。《唐会要》卷31《舆服上》载永徽五年(654)八月十四日敕云：“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第676页) (103)参见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第10卷，第299页。 (104)参见刘永华：《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文汇学人》2016年5月20日。新近利用这种理论的实证研究，可参见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5)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R.N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02.译文转引自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4页。 (106)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5页。 (107)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2《王制》，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108)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概要观点可参见舒瑜：《物的生命传记——<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原文刊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