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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英王踣样”到“官头圆样巾” 武周政权随着神龙政变，又改头换面，重归李唐。五王登台的同时，武家势力也呈现衰颓之势。神龙元年至景龙元年(707)，朝廷中封建的举动与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几股政治势力瓜分权力的诉求。神龙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形势。 当时朝中几乎没有一支中宗可以彻底支配的政治力量，他欲保皇位，只能妥协于旧有的武氏势力与新兴的后族势力。与此同时，韦后、安乐公主集团与武三思集团借助“食实封”，控制着国家大量财富；(56)凭依“墨敕”、“斜封”，把持吏部选举，掌控着国家的官僚系统。朝中局势，呈现的是中宗居于虚位、武韦掌握实权的形势与状况。那么，此时安乐公主、韦后、武氏家族的服饰究竟有哪些特色呢? 安乐公主的“头饰”不见于记载。不过，她的“炫耀式”着装，依然类似以往的头饰流行。史书中关于她的着装，有如下记载： 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57)百鸟毛裙是安乐公主的独特服饰标识，原属于安乐公主追求华贵的奢侈消费。异样服饰，直接体现的是安乐公主的“文化品位”，而不能径直表达她的政治目的。平心而论，史料只能确切说明到此。不过，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他通过对上述“文化符号”的研究指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一种政治的表达。”(58)细绎史料可以发现，景龙二年除流行过安乐公主百鸟毛裙这种“夺目”的着装外，韦后和武延秀也都通过“特殊的服饰”或者“服饰的特殊之处”，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诉求。前揭史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一语，表明百鸟毛裙出现、流行的时间，当值景龙二年。(59) 景龙元年七月，李重俊发动兵变，武三思、武崇训死于格杀，武家势力大为衰颓。此时，武延秀是武家势力尚在延续的代表人物。次年，武延秀娶安乐公主，得宠于韦后，权势彰于一时。当时也出现了所谓“黑衣神孙”的谶言，(60)预兆着武周有再兴之望。有关黑衣的政治预言，实源自《大云经疏》，与佛教中所谓“黑河”有关。武则天幼时即穿着这种服装。《疏》云：“黑水成姓，即表黑衣，与《孔子谶》相符，名黑河也。伏承神皇幼小时已披缁服，故惟黑衣之义也。”(61)此时有关服装的语谶再次兴起，和武延秀的政治动向有关。武延秀在当时着装“皂襖子”，熟知黑色服装“隐喻”的人，一定能通过这样微小的细节“观察”到他的权力诉求。而且，在景龙二年的朝堂上，的确也有过“周唐一统，符命同归”的政治意见。(62) 在躲过李重俊兵变之后，韦后的革命之心也愈发明显。有趣的是，在服饰上伪造祥瑞，同样也成为她的政治宣传方式。据《资治通鉴》记载，景龙二年春二月，宫中传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腾起。(63)按照《册府元龟》的说法，这次祥瑞是韦后自己所言，韦巨源附和，认为这是难得的佳瑞，进而图示百僚，要以大赦的形式颁布天下。(64)裙上的五色云和当时流传的“桑条韦”歌谣，(65)应均与韦后此时的政治动向相关。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唐中宗又有怎样独特的服饰? 虽然“武家诸王样”的流行状况不得而知，但由于权力构成的更替，权力的外化物——幞头也随之而变。景龙四年三月，发生了中宗更换新帽样的举动。他在宫内宴会的场合，赏赐臣僚巾子，即所谓“内样巾子”。这种巾子他为亲王时曾佩戴，因而号称“英王踣样”，同样以爵位命名。(66)英王的爵位曾被附会进歌谣，曲名《英王石州》，(67)作为李旦行将受命的先兆，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而且，联系当时的朝局动向，赐样之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中宗伸张个人权力的举动。据《新唐书》记载，中宗曾特意“赐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样”。(68)赐与受本来就带有给予与服从的含义，宗楚客又是武、韦势力的重要爪牙，中宗这样的举动似乎别有深意。如果从缔结新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角度看，武则天通过赐“武家诸王样”构建新的君臣关系，那么，中宗复辟，重建李唐王朝，当然会努力打破这种带有“武家”烙印的关系和秩序。中宗巾子样高而踣，有别于当时流行之样式。头饰的再次改动，可能也反映了中宗试图通过“异”样，达到塑造代表自己礼仪符号和政治威权的目的。表面看似是在改变文化品位，其实更深刻的“本相”，可能是在争夺服饰的话语权，进而努力塑造新的视觉秩序和君臣关系。 景龙四年四五月间，朝廷中发生了两次上表斥责韦后、宗楚客等谋逆的事件。第一次，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中宗的态度史书并没有记载。第二次，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上言皇后“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遭宗楚客矫制杀害。中宗“虽不穷问”，但“意颇怏怏不悦”。(69)不过，中宗刚刚表现出有权力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死亡。韦后与安乐公主早已在宫掖之内，安插好了自己的人手。六月壬午(十九)日，中宗遭鸩杀。(70) 从景龙四年三月颁赐帽样，到六月中宗崩于神龙殿，其间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与逻辑联系，确实耐人寻味。韦后与安乐公主可能也从中宗颁赐帽样等一系列政治举动中，嗅到他要收回权力的气息。“英王踣样”在《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中被视为“服妖”。(71)《五行志》特意标注出“踣”的意思，亦表明《新唐书》的作者，后知后觉地认为“英王踣样”是中宗亡于鸩杀、权势颠仆的象征。“英王踣样”的形制特点，在于幞头顶部前倾。据考古发现的同时期壁画，此种头饰确实对当时的幞头形制产生过影响，比如薛儆墓出土的一些线刻人物所戴幞头，就反映了这一时尚潮流。(见图2)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据史料记载，太平公主有一种“玉叶冠”的头饰，称名后世。(72)在唐人礼仪观念中，女性本不应戴冠冕。《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叙及皇后之服、外命妇之服，皆是“钿钗礼衣”之制，没有冠冕。(73)李商隐《宜都内人传》云：“独大家革夫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真天子也。”(74)宜都内人虽是针对武则天“改去钗钏，袭服冠冕”而言，但由此可知不“袭服冠冕”，应是当时女性常态。太平公主早年就尚男装，这种女戴男冠的情形即便不符合制度规定，但在特殊时期也可能是一种新风尚。比如懿德太子墓就出土过这样头戴高冠的仕女图。(见图3)  图2 薛儆墓出土石门扉上门吏图 资料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图3 懿德太子墓石椁戴冠仕女图 资料来源：原线刻图版，见《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1972年第7期，第27页。此据《唐代薛儆墓石椁及其线刻人物考察》所绘线描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93页) 可惜有关玉叶冠的材料不多，无法充分讨论。或许太平公主的这种别样着装，也和她特殊的政治身份相关。太平公主势力被李隆基剿灭后，历史进入玄宗时代。开元初玄宗并没有推出新的头饰，却在开元二年(714)七月连续颁布《禁珠玉锦绣敕》、《禁奢侈服用敕》，(75)对武韦以来的奢侈世风进行改造。移风易俗的同时，也是在肃清原有政治势力的影响。不过，令人不解的是，直至开元中后期，玄宗才推行新款巾子。《唐会要》云：“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76)语气意在直叙，没有多少信息可以挖掘。但旁参其他文献，罗头巾子的推行，似乎还有一些隐情。据《封氏闻见记》载： 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悦。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自后巾子虽时高下，幞头罗有厚薄，大体不变焉。(77)《旧唐书》云：“开元已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78)紫皂官为头巾、平头巾子是否为张说所引领，尚不得而知。但张说“冠服以儒者自处”，应当与他在开元政局中所扮演的“职业文臣”角色相关，通过头饰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唐新语》对张说有“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功业恢博，无以加矣之”之类的赞语。(79)由此可知，他作为“文臣”、“儒臣”，在玄宗营造盛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张说死后，玄宗曾为之罢停元会，看似优待异常。但《大唐新语》只叙述了玄宗褒祟张说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玄宗对他忌惮、防范的一面。上揭《封氏闻见记》所云“玄宗嫌其异己”，大有深意焉。玄宗为何会在意张说与己相异的着装?应该与张说在开元十年后权力膨胀有关。开元十一年张说升迁为中书令，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侵夺了六部的权力。同时，他还把持着集贤院，以文儒领袖称名于世。此时，张说的权力欲极强，中书侍郎崔沔有所不从，便被出为刺史。十三年，玄宗改革吏部“十铨”，很可能就是对张说宰相势力的限制。十四年四月，玄宗利用宇文融、崔隐甫对张说的弹劾，罢免其中书令一职。幸由高力士美言，张说才得以保住右丞相位。而且，此时围绕武惠妃立后问题所出现的舆论，又皆于张说不利。玄宗不立武惠妃为后，固然与所谓武氏“不共戴天之仇”有关，进而防微杜渐，但是，防止张说东山再起，恐怕亦是其中不容忽视的缘由。(80) 综而观之，玄宗不仅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有诸多限制和贬斥，反映在服饰等细节处，也不容张说有稍许僭越。 按上引《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开元中为约略时间，或指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至十六年致仕之间的某段时期。“冠服以儒者自处”，当指张说集贤殿学士的身份。当张说着装“冠服以儒者自处”时，玄宗就“嫌其异己”，转而要赐张说“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这种举措，与开元十三年以来玄宗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的限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直至“燕公服之入谢”，玄宗才“大悦”，并以此为契机，“命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如是命令，毫无疑问也是在要求臣僚顺从，宣示帝王的权威。 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因此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应当不在开元十九年。(81)而且，就常理而言，开元十六年，张说已致仕，不至于对玄宗构成威胁，所以玄宗赐张说“内样巾子”的事件，有无可能发生在开元十六年之前?果真如此，上引《唐会要》所载“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又当如何理解? 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记，“开元间，始易以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朴(样)巾子”。(82)似乎罗头巾子与官样圆头巾子的颁行，并不在同一时间。“始易以罗”，或指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之后、十六年致仕之前的某一时期，玄宗针对张说的着装，颁赐“长脚罗幞头”。“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样巾子”，是指开元十九年十月玄宗又向“供奉及诸司长官”颁赐“官样圆头巾子”。《唐会要》似未作区分，将二者合二为一。《云麓漫钞》云：“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83)虽然成书时间在后，但据以上考订，此处的“开元十四年”，很可能即是长脚罗幞头的颁行时间。这种长脚罗幞头因玄宗的推行，流行于开元中期，同时期的壁画就有所反映。(见图4)  图4 莫高窟130窟盛唐供养人像所戴长脚罗幞头 资料来源：段文杰著，敦煌研究院编：《敦煌之梦：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周年》，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画中人物所戴幞头，当即唐开元时期的长脚罗幞头。 事实上，针对张说着装的限制，只是开元政局中玄宗对宰相种种限制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张说的特殊头饰在于塑造一种“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那么，玄宗之长脚罗幞头，或可视为对此类奇装异服的反制：一方面以统一的装扮压制立异者，使之丧失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以统治者的威权去干预“品位”，也就是要争夺服饰文化的“表现权”。(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