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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5)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历史研究》 吕博 参加讨论

    五、微观史:唐代政治史的“头饰”观察
    中古时期权力展现、运行的场或媒介是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权力与服饰的关系,首先表现的是社会、政治关系的界定,即“臣僚对君主”的服从。服从关系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臣僚穿着君主推行的“冠带”。因而,开国皇帝一个重要的立国策略,便是根据所属天命、德运更改服饰色彩图案,然后强制推行。(101)服饰的赏赐是构建“君臣关系”的一种重要仪式。与此同时,被推行的服饰也像移动“景观”一样,时刻彰显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威或个人荣显。(102)有学者在研究大和六年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103)无论是令还是式,目的都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进行权力等级划分。不过,权力构建有时也是非正式的,并非都通过国家法规、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在私人的“场”,君主对臣僚的服饰赏赐、臣僚对君主服饰的模仿,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着君臣权力关系。
    服饰不断更替,固然与某一时期时代风气造就的文化品位相关。但服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符号”,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达的凭依、微观权力运作的舞台。(104)布尔迪厄曾解释道:“不同阶级(利用服装)自我表现的兴趣,其所投注的注意力,其对所得利益的意识,及其实际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和照料等,都与他们合理期望的自己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象征利益的机会成正比。”(105)阎步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什么人愿意为等级服饰投入更大的精力,那群人一定由此获得了更大利益,反之亦然。”(106)从这样的角度透视,服饰不仅仅是物理功能的保暖御寒,或者仅仅是文化品位的标识。认识服饰更深刻的意义,大概是要通过这些看似属于文化表象、符号的服饰,认识到其背后的权力配置或是意图表达。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服装达到自我表现、引领服饰文化品位的目的呢?当然是那些为了攫取更多资源配置,处于政治权力顶端的人物。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朝廷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浮沉会在服饰的变迁上留下痕迹、得到反映;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种政治势力的更替,通常都会通过颠覆原来服饰以建立新的视觉“景观”。《礼记·王制》曰:“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107)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已将服制变革看作是叛乱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服饰改革确实是颠覆秩序的政治事件。也许与政治集团的变动相比,服饰的变动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不过,服饰恰是最直接的“革命”举动,也是政治变革、宣扬教化的直观表现。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本文观察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背后使物带有某种“性格”的人。
    研究者在考察政治史时,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政治及其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服饰即是一种表达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如本文研究所示,至迟从北周以来,政治精英们就不断在“幞头”的基本形制上进行“创新”。政治形象包装的范式一旦树立,便会成为传统。这种政治精英热衷于改造、佩戴新式幞头的现象,在唐五代也具有长时段的延续性。幞头改样与政治嬗变有一条若隐若现并相契合、联系的脉络。时局变,头饰亦变。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头饰的改制也可视为时局异动的动态表征。通过头饰的变动,考察政治演进,还可以使以往唐五代政治演进过程中一些晦涩难明的政治事件,得以从更细致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
    幞头本起源于胡族头饰,有着“索发”的遗迹,进入中原后呈风靡发展之势。幞头的最初流行,显现出中古历史的“胡化”之风。此后,幞头形制屡有演变。而推动幞头变化的最直接驱动力,则是掌握核心权力的政治人物。幞头样式与流行趋势在唐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微妙变化,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唐代君臣关系不断再构建的过程。推行新头饰,不仅仅是塑造一种新的视觉感受,亦是政治人物在重要政治变革期,从私人的“场”构建君臣关系的手段之一。如果将头饰变革当作政治人物宣示权力的手段,还原到政治史的脉络当中去,进而考察前后的历史事件及其演进历程,似乎会发现,一些因史观所限而被层层包裹的人物和事件,会抽离脸谱化而变得鲜活起来。
    头饰如时局,也会因为不同的政治形势,具备不同的时代格。头饰不仅是文化品位的体现,更是权力的一种渗透凭依。因而,在后世史家的阐说中,《五行志·服妖》屡将头饰看作是政治变革、权力陵夷的预兆。由北朝经唐到宋,政治演进过程中的胡风汉韵、治乱兴衰,以及不同阶层崛起的历史趋势,似乎都可以由头饰窥得一点时代斑斓。“为物的生命立传,把物看作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是阿尔君·阿帕杜莱的主张。(108)以上对于中古“幞头”流变的“政治解读”,算是这种“立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吧。
    附识:本文初稿曾宣读于2014年8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制度与权力——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会上承蒙陈勇、叶炜、会田大辅、孙正军、陈侃理、仇鹿鸣等师友惠赐若干宝贵意见。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刘安志、冻国栋、魏斌、吴丽娱、吴羽、石洋、尹承、胡耀飞等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对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也多有采纳。在此谨向匿名评审专家及诸位师友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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