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彼得·伯克指出，欧洲在15至18世纪经历了“大众文化的改革”，宗教和世俗精英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仅退出了对大众文化的支持和参与，并转而进行批判和压制。马丁·英格拉姆不同意彼得·伯克的观点，认为不应夸大大众和精英之间的文化差别。他认为，大声喧闹仪式在近代遭到批评主要不是道德上的原因，而是法律上的原因，因为大声喧闹被认为对公共秩序造成了威胁。(42)英格拉姆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声喧闹的功能在近代的变迁。它不再是一种针对再婚、家内暴力和通奸的仪式，而是成了大众抗议的一种形式。大声喧闹从仪式到抗议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彼得·伯克正确地指出，尽管“骚乱和造反并不完全是仪式”，但是“造反者和骚乱者会运用仪式和符号让他们的行动合法化”。(43) 尽管大声喧闹仪式主要针对反常的婚姻，但在17、18世纪时它也被用来反对牧师、地主或不受欢迎的地方官。例如，在17世纪的法国，收税人在他们光顾的城镇被这种大声喧闹驱赶出来；人们通常会把不得人心的人物的模拟像绞死或焚烧。(44)18世纪时，一个油烛制造人、一个自耕农和五个劳动者“把一个常驻的货物税官员的模拟像放到一匹驴背上，在该官员的房前游行，向该房子放枪，把模拟像放在草坪的一个桩上焚烧”。(45) 最早将大声喧闹的形式应用于起义的例子发生在17世纪。在1626～1632年英格兰的西部起义(WesterN Rising)中，一些反对圈占森林和圈地的起义领袖采用了“斯基明顿”(Skimmington)和“斯基明顿夫人”(Lady Skimmington)作为绰号。在迪恩森林(Dean Forest)起义中，人们在大声喧闹中将圈地者贾尔斯·蒙佩森(Giles Mompesson)的模拟像扔入煤坑中。人们的行为显然受到官方惩罚行为的影响，1621年议会判决蒙佩森的合作人弗朗西斯·米歇尔爵士(Sir Francis Michell)“倒骑在一匹瘦弱老马上穿过伦敦”前往芬斯伯里(Finsbury)监狱。(46) 1643年，肯特郡的清教牧师约翰·斯旺(John Swan)对大声喧闹可能引发的暴乱表示了担忧；1607年，星法院(Star Chamber)对韦尔斯(Wells)的民众反对约翰·霍尔(John Hole)的仪式表示严重关注，因为当时英格兰中部地区骚乱不断。(47) 但总体而言，在16、17世纪类似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到了17世纪末的废黜危机(Exclusion Crisis)中，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示威游行都采用了大声喧闹的形式，之后大声喧闹在政治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714～1716年，英国大众反对汉诺威王室统治的政治抗议常常采用大声喧闹的形式，他们“将自己视为地方情感的捍卫者，通过象征性的神圣或亵渎仪式重申他们与王室周年纪念的联系，对政治越轨者实施大众正义”。而政府在应对叛乱时，除了采用法律手段之外也运用了仪式的元素，他们将教皇、魔鬼、老僭君(指詹姆士二世的儿子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以及主要叛乱者的模拟像游街，最后仪式性地焚烧这些模拟像。(48) 1716年，英格兰格洛斯特郡韦斯顿伯特(Westonbirt)的一场针对鸡奸的大声喧闹仪式(当地称为Mock Groaning)中，人们将瓦尔特·林斯塞(Walter Lingsey，两个鸡奸者之一)装扮成女人，给他穿戴上女用外套、衬裙、白围裙和头饰等；他手中还抱着一个用穿着衣服的稻草做成的男孩模拟像；一位“牧师”给这个男孩进行模拟的洗礼。(49)这场仪式是针对另一个鸡奸者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的，他是韦斯顿伯特的领主理查德·霍尔福德爵士(Sir Richard Holford)的佃户、管家。对当地人来说，这场仪式主要是针对乔治·安德鲁斯这个不受欢迎的人，也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颠倒，建立一个短暂的、象征性的“颠倒的世界”。而理查德·霍尔福德爵士则从中嗅出了叛乱的气味，他认为这场仪式是针对光荣革命的，是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起义；在他看来，从模拟和嘲笑英国教会和英国国教的仪式到叛乱仅仅只有一步之遥。(50) 将大声喧闹仪式的形式应用于起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1816年的“面包或血”起义、1830年代的斯温起义(Swing Rebellion)以及19世纪英国其他的农业抗议都采用了大声喧闹仪式作为动员的手段。(51) 在18、19世纪，英国工人将大声喧闹用于针对“工贼”。1820年代的“苏格兰牛”的骚动已显示出仪式的各种成分：把脸涂黑、穿着像女人一样，用各种角、毛皮和面具像动物似地打扮起来，吹打着各种角，学牛的哞哞叫，链条的嘎啦嘎啦的声音，在工贼或告密者的房外放枪。(52)1826年9月，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名造船工人詹姆斯·塔克菲尔德(James Tuckfield)在罢工期间上班，工人们让他骑在一根棍子上，带着他穿过城市，整个仪式持续了三到四个小时；最终在他同意加入造船工人俱乐部并答应不再上班后被释放。当时，英国将暴力威胁和胁迫工人离开工作和强迫工人加入俱乐部定为非法，因此法庭以聚众闹事、同谋、侵犯人身行为的罪名判处五名造船工人三到九个月的监禁。(53) 19世纪上半叶，人们经常将大声喧闹仪式的形式以及相关的行为应用到政治领域中。例如，在七月王朝期间，第戎的警察报告中充斥着关于大声喧闹的记录，既有传统的仪式，也有大量政治性的仪式。(54)在同一时期的低加拿大地区(Lower Canada，前法属殖民地，现在的魁北克省)有着相似的情况。1837年，低加拿大地区说法语的民众反抗英国统治者的起义中，人们就采用了传统的大声喧闹仪式的元素，包括：夜间聚集、乔装、喧闹音乐以及高声辱骂。一位仪式受害者在证词中提到自己的经历： 第三天(星期日)大约晚上七点，六七十人用同样的方式第三次袭击了我的房子，如同前两天的情形他们威胁我，只是更具暴力，他们敲着壶和锅、吹着号，声称将在半个小时内解决我。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用石头以及其他东西砸我的屋顶，并夸口屋顶很快将被毁坏。(55) 对于低加拿大地区的起义者而言，大声喧闹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它是聚集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个集体习俗和传统相对比较弱的国家，同时它也是起义者获得集体认同的一种方式。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形式，起义中的大声喧闹更具暴力色彩，烧毁谷仓、砸毁门窗以及殴打受害者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一时期新英格兰反对爱尔兰人的行动中。1834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美国波士顿，近二百名暴徒穿着各种奇装异服，进行了一场喧闹游行，他们砸开一座女修道院的大门和窗户，然后纵火烧毁了这座体现中产阶级价值和天主教信仰的修道院。这一事件反映了当地人和爱尔兰裔之间的紧张关系。(56)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这一类型的集体暴力归类为“分散攻击”(scattered attacks)，即“在广泛的小规模非暴力互动过程中，大量的参与者以破坏行动对障碍、挑战或抑制作出反应”。(57)在西欧，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人、农民以及无地劳动者等经常采用分散攻击这一“弱者的武器”来抵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和资本家权力的增长。这类集体暴力在19世纪达到高潮。无论是在法国还是英国，抑或受到它们影响的北美，普通民众以大声喧闹为策略捍卫他们的权利。 尽管18世纪60年代以后，大声喧闹仍时常作为普通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但它已逐渐被“示威”等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所取代。社会运动和大声喧闹仪式有很大的区别，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是“模块化”的，它是团体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它需要成员间有着更紧密的身份认同、统一的立场和政治目标。(58)随着大声喧闹仪式成为起义者所采用的一种策略，使得起义逐渐向社会运动转化，成为一种表达公众诉求的规范手段。从仪式到抗议，我们可以看到大声喧闹在近代西欧的变迁过程。大声喧闹不再是一种针对违反共同体规范的仪式，而是被运用于民众的抗议活动中，成了抵制国家权力扩张和资本家权力增长的“弱者的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声喧闹仪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仅仅在欧美的部分地区还有所保留，而且大多仅仅是婚礼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大众惩戒的作用也消失了。例如，美国中西部的大声喧闹仪式被称为Shivaree。该词最早出现于1805年的新奥尔良，当时数千名居民用“壶、铲、钳子以及其他能发出铿锵声的金属器皿”产生喧闹声。当时这一仪式是针对一名有钱寡妇的再婚。(59)美国的大声喧闹仪式主要是作为婚礼之后的庆祝仪式，它包括如下一些因素：不和谐的喧闹声、游行队列、骑驴或其他现代变体(如手推车、货车等)、模拟的追捕、浸水以及各种恶作剧等。可见，大声喧闹仪式最初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都已完全消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