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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罗马教廷两次遣使来京：第一次是1705年多罗(一作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第二次是1720年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来华。“他们出使的使命，本来为解决教会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因为康熙皇帝自己要管教内的事，教廷特使便不得不直接和他周旋，造成教廷与中国朝廷的外交关系”[3]75。故康熙与教廷使节之争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1980年代以来发掘、公布的相关档案，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细节提供了更多的材料①。 当时教会内部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礼仪之争，二是来华传教士的从属关系。所谓“礼仪之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祭祀孔圣，二是祭拜祖先，三是God/Deus(神、上帝)采用中文如何翻译，是译成“天”、“上帝”，还是用“天主”[4]。其中第三个问题更能反映“礼仪之争”中的中西文化交接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在华传教士曾展开过激烈讨论，问题之缘起是部分传教士反对采取利玛窦式入乡随俗的适应策略，罗马教廷对此论争颇为关注，并不得不做出最终裁决②。 1700年11月30日，康熙皇帝应在京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徐日昇、张诚等所请，作出关于祭祖祭孔只是爱敬先人和先师，而非宗教迷信的批示：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谨奏为恭请睿鉴，以求训诲事。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祐、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祐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效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本日奉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5]555-556 此段记载了康熙对“中国礼仪之争”作出的明确批示。罗马教廷获悉此决定，大为不满。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第十一(Clement XI)批准“异教徒裁判所”关于礼仪的文件，规定：“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与祭祖。禁止牌位上有灵魂等字样。”[6]前往中国视察教务的多罗负责执行教皇的这一指令。 1702年7月4日，多罗使团从罗马出发，1704年9月20日抵达西班牙属地马尼拉。1705年4月2日到达澳门外一小岛。4月5日到达广州。北上前，多罗告知广东地方官员其来华之目的为“巡视”教务。对此，清廷因“不曾闻有如铎罗这般重臣赴如中国这般大国巡视。该铎罗原系从小出家修道之人”[7]284，专门召集在京耶稣会士，征询意见，传教士们表示“皆听皇上决定”[7]286。6月，康熙才做出批示：“铎罗为修道之人，是前来修彼之教，并非西洋王等所差进贡之人，因而着穿我此地衣服。尔等行文总督、巡抚等加以款待，并拨给船夫，派人照顾，从速进京。”[7]287又据广东地方当局报告，“铎罗专门带来选中内科医师一名，外科医师一名，并带有土产药物等项，准备进献皇上叩恩”[7]288。“于8月30日(七月十二日)，铎罗在广东大臣处获知大皇帝所颁谕旨后，欢悦甚深，恨不能长出翅膀急飞至京师，以瞻仰圣颜为快”[7]290。 1705年9月9日(七月二十二)，多罗由广州北上，12月4日进入北京，住在北堂。多罗使团成员有：S.Giorgo(施体仁)，Candela(使团秘书)，Mariani(沙国安)，de Mai，Maleotti，Mercado，Borghese，Sidotti，Nicolas de S.Jose，Sigotti(外科医生)，Borghese(高廷玉、高庭永，内科医生)，Marchini，Luigi Angelita，Hilarios Sala等[3]97。多罗使节来华时，毕天祥(Appiani)从四川赶往广州迎候，与多罗会面后，颇得多罗信任，被留下来作为使团翻译。毕天祥为最早来华的遣使会士，他于1699年入华，先在广东学习汉语两年，后入四川成都传教[2]491-4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