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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六月初七)康熙作出御批，对颜当低劣的中文程度和为人之狭隘表达强烈不满：“半半落落，无头无尾。止以略知之非是，与天主教比较而已。何无一言赞扬五伦仁义为何耶？此人心浅窄……此辈小气之处，书之未尽。”[11]422并命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赵昌探听其他在京西洋人及毕天祥之反应，赫、赵等因具奏：“时张诚等不胜叹赏，言皇上览严璫之书数行字，即洞悉严璫肺腑，臣等称颂皇上圣德，而严璫自作自受，臣等亦为之惋惜，对于严璫，犹如迷途知返。严璫前曾以为其学问强于举人、进士，今谕令其将孔子之道与天主教不符之处，解说具奏，彼果不能写，故既愧且惊，希图无罪了结。”[11]4227月22日(六月十三)，康熙再次作出御批，一方面对多罗离京事宜妥加安排，“传谕多罗，尔若七月去，则雨水大，且值米船驶来之际，故尔坐船前行亦难且可畏。尔抑皇上回銮后九月去，或八月去，方为妥当。再留高庭永于此处，或带之去治尔病？”一方面指出严璫文书暴露其不通中国文史之弱点，“再览严璫之文书，严璫绝不能讲解明白中国文史，即在此居住之众旧洋人，亦不能全解释明白。告诉多罗，凡西洋人，朕皆一视同仁，并无辱严璫之处。”[11]423-424从康熙的这两道御批中可以看出，他对多罗之体恤与对颜当之轻蔑，都表现了其柔软与原则的两面。 8月初康熙在热河召见颜当，亲自考核颜当对儒家经典四书的熟悉程度。没想到颜当根本不具备解读四书的能力，连认读汉字的基本能力也不具备。康熙考问的儒家与天主教的不同之点究竟何在，颜当也不能应对。康熙见此勃然大怒。8月2日作御批：“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8月3日再作御批：“颜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3]117本来康熙对多罗以其体弱患病，颇为优待，多次派人探询多罗病情[11]426、43-437，自颜当觐见以后，对多罗渐生厌恶之感。 8月17日(七月初十)，康熙对多罗使华之事作出御批，明显表达对多罗的不满，声明对来华西洋教士拥有管理之权，严令地方官查问西洋教士： 朕以尔为教化王所遣之人，来自远方，体恤优待。尔于朕前屡次奏称并无他事，而今频频首告他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意偏袒，以此观之，甚为卑贱无理。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今博津[白晋]、沙国安将赏物全行带回。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再者，尔若自谓不偏不倚，先后奏言毫无违悖，则敢起誓于天主之前乎？朕所颁谕旨，及尔所奏行诸事，尔虽隐匿不告知教化王，然朕务使此处西洋人，赍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我等本以为教化王谅能调和统辖尔等教徒，原来不能管理。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11]435 康熙这道谕旨，无异暗示逐客。多罗自感不便留京，请准离京。康熙立即照准。8月20日多罗离京南下。 12月17日多罗到达南京。康熙下令驱逐颜当、何纳笃(浙江代牧)，并将毕天祥遣发四川拘禁。12月18日，康熙召见在京耶稣会士，谕旨领取发票，不领票者不得留在中国：“朕念你们，欲给你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书成款式进呈。钦此。”[5]557面对康熙颁发的领票谕旨，多罗欲加抗拒，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向所有在华传教士发出公函，传达罗马教廷有关禁止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决定[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