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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年6月8日，多罗病逝于澳门。死讯传到北京，康熙谕武英殿总监造处赵昌等传旨众西洋人，还念念不忘多罗提供的奏本之错误：“多罗所写奏本，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折用五爪龙。着地方官查问。再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做通事，他心理也不服。朕意且教他在澳门学中国话语，以待龙安国信来时再作定夺。尔等意思如何？”(14)表达了他对西洋人遵守天朝礼仪、学习“中国话语”的重视。 通览多罗使华，他先不敢在康熙面前正面宣示他的使命，后又不愿出示其身份证明，整个过程可谓“不可告人”，他与康熙之间虽未明争，但不断暗斗，这就注定了他以不光彩的结局而落幕。 通观康熙对多罗访华的处理，可以看出他表现出相当的大度和体恤。多罗到北京之初，即病倒卧床，康熙即派官员前往看望，多罗服药后病情好转，食欲渐佳。赫世亨与赵昌等随时探望奏报。考虑到多罗患病，康熙召见时，免其跪拜之礼。对于多罗的无礼抗拒，拒不交出教皇任命书一事，康熙也表现出了极度的容忍。在面对“中国礼仪之争”时，康熙充分了解罗马教廷方面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他多次表明其对利玛窦的“适应策略”的赞赏，并向多罗耐心解释中国祭祖敬孔的传统礼俗。康熙考虑到教廷难以更改的立场，在款待来使和处理传教士时，做到了有理(如对颜当的处理)、有利(团结并保护在京耶稣会土)、有节(传令来华传教士“领票”而未禁教)。但罗马教廷方面并没有理解康熙当时所做的这些努力，坚持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尊孔、祭祖的礼仪，这就预示着这场文明冲突有持续发展甚至向上升级的可能(15)。此后，罗马教皇禁止中国礼仪，中国则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继续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 注释： ①有关多罗、嘉乐访华之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再版，第75-186页。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0-84页。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印行，2002年12月，第145-182页。罗光著主要在使用西文文献方面一展其长。顾卫民著发掘了部分新公布的中文档案。冯明珠文采用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公布的康熙朝汉、满文朱批奏折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3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新近有关这一课题出版的档案材料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Macao Ricci Institute(澳门利氏学社)：Acta Pekinensia:Wester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Kangxi Reign,Macao:Macao Ricci Institute,2013. ②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讨论，参见D.E.Mungello:The Rites Controversy:Its History and Meaning(Mom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3),Nettetal:Steyler Verl.,1994.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91页。冯明珠文误作内科医生高庭永为康熙“御医”，参见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印行，2002年12月，第152页。 ④Stumpf Killianus,Compendium actorum pekinensium,1705-1706,APF.SR.Cong.papragr.2.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0-111页。 ⑤据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初一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进书并赐予西洋人克食折：“多罗感谢皇上屡赐诸色天厨美食。”可知康熙多次赐予多罗美食，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 ⑥有关颜当的生平事迹，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93-496页。 ⑦有关多罗在澳门情形，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3-128页。 ⑧译者标以音译。查(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未见此人名。此人可能是林安言(廉)(Antonio de Silva)，为南京宗座代牧。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0页。 ⑨毕登庸、白维翰、德玛诺3人为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六日领票。其他45人均为此前领票。过去有关领票的统计，均提为47人，参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lillan Company,1929,p157.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第21页。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一书引征此统计的原始依据是Mailla,From Peking(June 5,1717)，经查《耶稣会士冯秉正神父的信》(1717年6月5日于北京)(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Ⅱ，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184-205页)并未出现此数据。 ⑩罗光著中的译名与此小有差异。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0页。 (11)罗光著称有十一人，多出“郭多禄(Pedro )”，译名与此亦有差异。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2页。 (12)罗光译作赫宣(Pierre Herve)、施体仁(Francesco San Giorgio di Biandrate)，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0-121页。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1-72页)称：“另一些传教士如巴黎外方传教士赫宣(Pierre Herve)和多罗使团成员施体仁(Francesco San Giorgio di Biandrate)等拒绝领票。康熙命地方官将他们押往广州居住。”显从罗说。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317-320页。又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8-122页。罗光著对领票细节据西文材料有更详细的叙述。 (14)《康熙为罗马教王特使来华事致在华众西洋人谕》，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第12页。又参见《两广总督赵弘烂等奏报查问西洋人多罗并进画像等情折》(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十四日)，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15)相关的讨论参见冯明珠：《坚持与容忍——档案中所见康熙皇帝对中梵关系生变的因应》，收入《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印行，2002年12月，第145-18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