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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抵京后，多罗及随团外科医生Sigotti患病。康熙“为其送去食物”，并“施恩赏赐适合于病情之名药，派出专治病疾之医师治疗”。据多罗言：“外科医师于途中患病数月，来此地后病情加重，我带来之内科医师亦不能治愈。”③12月11日，Sigotti因病去世。在京耶稣会士请求将其葬在耶稣会公墓，多罗未允。康熙皇帝闻此消息，特“钦赐葬地”，此地甚宽，可葬七人。传教士们按照他们例行的葬礼举行出殡仪式，孰不知康熙派人在旁观察。据报，“殡礼不合中国葬礼，与耶稣会士所习行者不同”。康熙对多罗之行的动机遂生疑心[3]107。 1705年12月31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多罗第一次觐见康熙帝。多罗当时抱病卧床，不便行走，康熙特差官员到北堂用肩舆勾肩迎接入宫，随员均乘马扈从。肩舆抬入畅春园，多罗在觐见的殿前下肩舆，由两名随员扶着走近御座行礼。康熙见多罗病容，命免跪拜，并赐座。在接见中，康熙向多罗询问罗马教廷对他有关敬天法祖的批示，是否已收到。多罗不敢明白答复。多罗征询康熙在中国设立教务总管之意见，康熙明确表示总管应是在中国传教多年，为朝廷效劳之人。多罗则不希望由耶稣会士担任。故此事只好搁置。多罗请准在京建堂，康熙没有作答。为表达对罗马教化王(康熙不愿称教皇为皇，故以王称之)的谢意，康熙请特使指定一员，携带礼物往罗马答聘。整个会见的气氛比较和融，耶稣会士纪理安对康熙做了极高的评价，称康熙接见教皇特使的盛仪和欢洽，是中国历史上君主接见外国使节时所未曾有的④。随后，清廷命白晋、沙国安(沙国祥)作为使节前往罗马答谢教化王。所送礼物“不计小件，仅缎、锦即有三十匹”[7]293。 黄伯禄所撰《正教奉褒》记载了多罗进京之初的大致过程：“康熙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705年2月20日)，闵明我、安多、徐日昇、张诚以教宗钦差大臣铎罗已抵广东，繕摺奏闻。上饬部行知广东督抚，优礼款待，派员伴送来京。又遣两广总督之子，同张诚、苏霖、雷孝思(法兰西国人)等，先期前往天津迎候。十月二十九日(12月14日)，钦使抵京，驻西安门内天主堂。上遣内大臣到堂问好，颁赐珍馔⑤。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钦使觐见，上赐坐，亲执金樽赐酒；并赐筵宴，计金盆珍馐三十六色，钦使驻京年余，觐见多次，频荷颁赐御馔果品。”[5]556-557文中所言“驻西安门内天主堂”系指多罗住进法国耶稣会士创设的北堂，显示出他与葡萄牙传教士的疏离。 据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1706年7月7日)《赫世亨等奏为传旨铎罗、阎当、陈修等人事朱批奏折》所载，康熙一方面对多罗的病情和其去留之意给予了相当的体恤和包容，一方面再次解释中国祭祖敬祖之习俗。“朕念尔为病人，即依尔意，回去也好。朕并未言尔速回，亦未阻止尔巡察中国各省教徒、小西洋教徒，此次巡察教徒之事，皆为尔之职守，与朕何干？留一年或二年，皆由尔自便，朕无从阻止。”“自铎罗抵达之后，患病欠安，以至于今。铎罗服用医师高廷庸(永)之药，以及饮食起居等项，皆问于高廷庸，而高廷庸不分昼夜，一步不离铎罗身边守候治疗。朕知此情，因而所有考虑均依于其病，倘或没有高廷庸，朕岂不派此地医师去医治乎？若经此地医师治疗罔效，病情仍不痊愈，朕亦必派该医师随从治疗直至广东地界，待起赴西洋后，该医师方可返回，岂可中途撤回该了解病情之医师？伊若奏请带去以治其病，或派？或留？朕将如何降旨？如今铎罗奏请留用医师，甚好。高廷庸即留之。一二年治疗其病，若有好转，必长期留用，若病加重，必将遣回矣。再，中国供牌位者，并非求牌位施以福祉，而尽恭敬之意者矣。此乃中国之一大习俗，至关甚要。”[7]299 清廷在接待多罗使团中，有两个人物最为关键：赫世亨和赵昌。他俩为武英殿总监造，是康熙最为信任的内侍。其中赵昌因与西洋传教士相处较多，对天主教渐有了解，曾动念入教。因有妾未能领洗[8]。刘准《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载其事迹曰：“又有赵昌其人，为康熙最亲信之内大臣，随侍康熙五十余年，未尝有失；凡关西洋之事，多托赵昌为之。又常使赵昌侦探西士之起居，屡次来天主堂与西士晤谈，久留不去。如此年久，于圣教道理及西士秘密心事，知之甚悉，深服西士之为人，不愧慎独之君子。赵昌在朝廷，盖屡屡称道及之，由是敛怨于教仇。迨雍正即位，遂藉端去之，下狱论死。赵昌久愿进教，因有阻碍，未得领洗。至是，在患难中，抚今追昔，颇多感触，由是进教之愿益切；欲见神父不得，幸守监之武员徐某奉教，为之代洗，圣名若瑟，时赵昌年已七十五矣。领洗后不久，瘐毙狱中，此亦赵昌不幸中之至幸也。”[5]2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