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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外来移民的同化进程。1870～1924年，意大利“新移民”同化境遇的一波三折，既与美国主流社会态度的急速流转紧密相关，也与当时美国社会转型及一战桴鼓相应。同化不仅需移民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更赖主流社会的包容与接纳。自工业社会以降，美国主流社会习惯于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并将其塑造为“不可同化者”而拒绝接纳，从而颠倒移民同化进程的逻辑。因此，钩沉意大利“新移民”同化与美国主流社会态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能认识移民同化的根本特性，也是透视美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维度之一。 【关键词】美国/主流社会态度/意大利移民/同化/文化认同/the U.S./mainstream attitude/Italian immigrants/assimilation/cultural identity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战期间美国欧洲移民同化问题”(XQ15003)。 同化(assimilation)①是移民社会走向同质化的必经之途。美国社会的变迁，也通常在其主流对移民同化态度上有所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作为美国“新移民”②的最大群体，其同化历程一波三折，与当时美国社会转型及一战桴鼓相应，因而颇受学者关注③。美国学界对意大利移民同化的研究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两极特征：一是关于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宏观著述④，二是针对一城一镇乃至一人的细致研究⑤。前者固然能提供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总体同化理路，却也无意间抹平了美国特殊时期意大利移民同化的起伏波澜；后者则常局限于一时一隅，在深化微观研究及个体经验的同时，美国变局与意大利移民同化之间的关联纠葛却被割裂。如此，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观视野”，或许能为一战前后美国意大利移民同化历程提供某种新的认知，进而揭示移民同化的内在特性与规律。 一 意大利“新移民”的特征 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移民堪称整个人类迁移史上的壮举。就其一般特征而言，鲜有与其类似者。恰如美国学者罗伯特·F.福里斯特所言，“这次意大利人口迁徙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移民史上尚无先例”⑥。意大利移民大规模地持续往美，不仅是为了逃避本土政治压迫，寻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意大利移民之所以在“新移民”中地位突出，所受美国排斥最甚，原因在于其所具备的显著特征⑦。 第一，意大利移民规模之大，在“新移民”中首屈一指。自美国有移民统计以来，累计超过500万意大利移民抵美，其中约400万人于1880～1920年间移民美国⑧。这种移民潮的出现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处于波浪式渐增状态。1861～1870年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为12206人，到1871～1880年间，这一数量增至55759人⑨。1880年，旧的意大利移民模式告一段落⑩，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体的移民模式兴起。此后，美国意大利移民急剧增长，并在1901～1907年间达到顶峰(11)。不难看出，直到1880年，意大利移民仍只贡献了美国外来移民的很少部分；到1896年之后，已经超越任何其他单个移民族群，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1900～1910年，意大利移民占美国外来人口的比重，从不到5％上升至超过10％(12)，足见移民规模之巨，增速之快。 第二，早期意大利移民多来自意大利北部，此时则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导。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波意大利“新移民”，仍多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特(Piedmont)和利古里亚(Liguria)(13)。其后，意大利移民以南部为主导。从1876年到1900年，移民美国的772792人中，仅99023人来自北部，其余皆出自南意大利。19世纪的最后十年，超过80％的意大利移民来自南部，其中西西里占30％，纳普勒斯占27％(14)。到20世纪初这种移民特征更加突出，这从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在1914财政年度的前10个月……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共为220123人，北部移民为38397人。”(15)也就是说，这期间北部移民占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比例不到15％。南部意大利移民对其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历史上虽经历过多次严酷内战仍不抛弃其故土而离去，而此时出现大规模移民浪潮，分析其原因，至少有四：其一，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北部对南部压迫尤甚，而人口剧增导致南部意大利人生存空间更受挤压；其二，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需要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工；其三，由于人口及环境的压力，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史无前例地鼓励其国民移民海外；其四，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确立，要求人力资本实现全球优化配置。 第三，对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相对分散性，“新移民”聚居于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尽管意大利移民遍布全美，但在1900年，3/4集中于新英格兰和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区域，如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以及新英格兰南部诸地。在全部意大利“新移民”中，有约75％～80％聚居于都市(16)，超过当时美国人口城市化率的2倍。 第四，移民中持寄居心态者居多。“新移民”来源国的国民，在欧洲内部普遍有季节性移民的传统，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被认为是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村民，其大规模季节性迁移已为整个欧洲所共知(17)。但是，这种移民形式并非以在移居地扎根定居为目的，只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暂别故土，而且这些移民所迁地离故乡较近，集中在德、法，漂洋到海外者屈指可数。这种传统也为美国的意大利“新移民”所保持。很多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只为短期工作，一如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目的是“工作一段时间，赚得足够金钱，然后回老家享受”(18)。移民斯特凡纳·迈勒(Stefana Miele)就曾在他的回忆中坦诚：“我离开意大利去往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19)迈勒的态度并非个案。这里有一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政府1901年规定，移民在申请护照时需要说明是暂时移居海外，还是永久定居异域。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3/4的人计划返回故土。1908～1916年间，有逾100万移民返回意大利，超过同期移民的半数。其中，北部意大利移民返回母国的比例为48％，南方则是56％(20)。 第五，不同于意大利早期几乎清一色男性移民的特征，在“新移民”潮中，越来越多的妇幼加入到了追逐命运的“豪赌”中。这由意大利“新移民”的模式决定。当时意大利移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妇女和儿童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到1920年，绝大多数移民女性仍在族内通婚，每1000对夫妻中，有700～800对为族裔内结合。当移民男女不得不走出本族群寻求婚姻时，也会倾向于土生美国人，或与其族裔特性相近的族群。例如，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英格兰人结合，匈牙利人与奥地利人结合，波兰人与俄国人结合，等等(21)。一项关于马萨诸塞州移民小城劳伦斯(Lawrence)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情况。该研究认为，移民的婚姻一般不外乎三种形式，同一族群内部通婚占77％，移民与土生美国人的婚姻占19％，跨族裔婚姻仅为4％(22)。意大利“新移民”的婚姻结构也大致如此。这种族群内婚姻，既是意大利移民未被完全同化的证据，也直接影响到移民二代的同化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