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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战前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困局 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通常由移居美国时间长短来决定，但民族融合同化的程度，却因移居时间不同、所在地区和民族文化背景的相异，存在种种差别。移民同化入主流社会的比率，与移民自身的同化意愿、能力不能简单划等号。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程度，可能在移民同化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绝大多数1880年以前来自西北欧的“旧移民”，与土生美国人文化也不相同，但由于居住相对分散，且被美国社会接纳，因而较易同化入美国社会。相反，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大量聚集于东北部城市的隔都区，似乎对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不感兴趣。而当时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对大量普通劳工的需求，吸引了“新移民”来到诸如纽约等工商业中心。他们大多为实现家庭团聚而移民，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很明显，所谓“新”“旧”移民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关乎于其移民美国的时间与分布差异，更在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及两者所承载的文化差别。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进程相当缓慢。这是美国主流社会与意大利“新移民”拉锯的结果。与同期德裔移民不同，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排斥，对母国文化也缺乏自信，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差异更为明显，因而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意大利“新移民”有积极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意愿，主流美国人则视其为低等人而加以排斥(44)。土生美国人通常误以为移民聚居在一起，目的是为了重建其在欧洲的生活环境；但事实上，移民在新世界的生活模式与旧世界相比可谓大异其趣。美国的城市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隔都”，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无处不在，这与移民在旧世界城镇间的隔绝状态迥然不同。意大利“新移民”互助组织，不是来自旧大陆的移植，而是缘于新世界需要的结果。在意大利南部，普通家庭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在他们移民美国之初，往往有手足无措之感，这样各种移民志愿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人组织是1905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意大利之子社”(Order of the Sons of Italy)。该组织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到拥有125000名成员，在全美有分支887个(45)。其成员每月需缴纳25～60美分的会费。如此，互助组织才有财力去帮助移民。其服务内容包括帮助移民立足，护卫其心灵，缓解其孤寂，照顾其病残，乃至移民死者的善后等。纽约市的“意大利外迁移民社团”(The Italian Society of Emigration)的目的也是为那些刚到且无助的意大利“新移民”提供寻找住所与合适工作的帮助。意大利移民社团建立，为保持传统化起了某种隔离墙的作用。这类组织在帮助“新移民”的同时，也延续了在美国的意大利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维系着移民对母国的情感(46)。意大利“新移民”群体内聚与吸引，既是在新社会的生存所需，更是对美国主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移民排斥的反击。就理论而言，“群体凝聚力基本上是群体归属的表现而非起因”(47)，但一旦与共同的社会认同直觉联系在一起时，就有可能成为群体形成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意大利移民有着共同的民族与文化基础，在母国并不相联系的地域间的人们，到美国反而有了共同的经历、认知和认同基础。 意大利文的报刊对意大利新闻事件的报道，给新来移民在美国最初时光以安慰与调整，使其在漂泊他乡的艰辛中感受到母语文化的温暖。美国最早一份意大利文报纸是1849年在纽约创建的周报《意大利回声报》(L' Eco d' Italia)。到1880年以后，随着“新移民”大规模的到来，在1880～1921年间，仅芝加哥一地就有至少二十种意大利文的报纸出现。此外，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激进报纸，纽约的《无产阶级报》(Proletaio)(1896～1920)便是一例；以及一些宗教组织出版的报纸，如《火炬报》(La Fiaccola)(48)。尽管意大利移民报纸秉承欧洲报刊的风格，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快跟上了美国的潮流与风格。吊诡的是，在这些报纸自身跟上美国方式的同时，它们以意大利文对意大利以及意大利移民的关注报道，在维持意大利移民传统文化与认同中写下浓重一笔。 教育与同化的关系极其密切。但是，意大利移民却“不注重其后代的教育”(49)。尽管他们自己饱尝因文化水平低下，以及不通英语而难寻工作的艰辛，但仍积极尽早将其年幼的子女送入工厂。事实证明，有知识或中上层意大利移民更易于同化。当时美国《义务教育法》要求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必须在校学习，南意大利移民的子女一般在到达14周岁后，无论成绩好坏、愿意学习与否，其父母都会将他们拉出校园，投入工作。这些孩子通过工作以补贴家用，缓解其父母经济困境压力。到一战前，意大利移民青少年中，虽有73％上过小学和初中，但继续高中学习者不足1/10。对于贫困的南意大利移民家庭来说，立竿见影的工作收益，远比长远的教育投资更具吸引力。教育水平的缺失，导致多数意大利移民家庭徘徊于美国社会的底层。 除教育外，意大利“新移民”家庭结构也延缓其同化进程。在意大利南部乡村，社会结构基于家庭而立，每个人最重要之事是维护家庭尊严，增进家族荣耀。父亲对家庭事务具有决定权；母亲尽管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家事上也有一定发言权，常在父亲与孩子之间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而孩子们在年幼时就需要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男孩尤其被视为家里经济的重要来源，其收入须上交父亲，所以儿子越多，经济收入往往也越丰厚。女儿一般不外出工作，而是待字闺中，以期佳偶②。孩子们在寻找配偶时一般倾向于听从父母之命。父母通常在本村为孩子寻觅配偶。在意大利“新移民”中，很多都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迁徙。亲朋关联，既是当时意大利移民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也是维系其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粘合剂。迈克尔·卡莱菲(Michael Califi)1905年移民美国，源于其兄长与堂兄的先导作用。兄长帮他找到了一份搬砖工的工作。尽管卡莱菲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几个月后就辞职离开，但这份工作无疑给他初来美国时扎稳脚跟以很大帮助(51)。马里奥·维纳(Mario Vina)全家能在1909年移民美国，也源于其父亲早先移民美国的多年积累(52)。局部封闭的意大利家庭生活模式也随着移民家庭而带至美国。这种亲朋纽带无疑有利于移民对原文化认同的维系。 意大利政府对美国意大利移民的立法保护也是维系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1901年，意大利政府通过保护海外移民的法律。无论是意大利政府或移民，都理所当然地将意大利移民视为意大利人。移民是意大利政府的特殊子民。移民到美国，只不过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侨居在海外。有意大利官员甚至认为，海外的意大利移民应该在有关官员的监督下参与意大利国内的政治选举。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移民，如返回意大利，也该直接给予其意大利公民权(53)。母国对意大利移民的牵挂，使移民心中有一种进退有据的踏实感，对母国自然也更为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