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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流社会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逻辑 意大利“新移民”的诸多显著特征，使美国主流社会对其产生一种强烈的“非我族类”之感。社会群体的“我者”与“他者”归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直接接触所感相似性和差异性为基础，以突发社会问题为刺激来强化之；另一方面，对某些预设分类的内化，如性别、国别、阶级、职业、宗教、文化或种族等。19、20世纪之交美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上述意大利“新移民”诸特征，使美国主流社会形成一种相对于意大利“新移民”自我优越的身份认知，并直接加剧其对“新移民”的他者意识、排斥理念与行为。据荷兰学者范·戴克研究，社会舆论符号再生产由精英支配，他们“控制了塑造公众意识的沟通条件，因而也就控制了族群共识”(23)。也就是说，美国白人精英通过其掌握的权力与话语资源，并利用公众的认知机制，使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与排外情绪成为主流思潮。如此，当时美国大众媒体、知识分子、有影响力政客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媒体能煽动民众的情绪；而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上有一定塑造能力，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引领着大众舆论与思想的发展；有影响力的政客则对民众有着极强的号召力，特殊时期能够左右社会舆论的发展。从一战前美国的总体舆情来看，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着来自主流社会的敌意与歧视。 与此前排华情形如出一辙的是，大众媒体始终在意大利“新移民”排斥中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媒体中，强调意大利移民数量之巨及其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纽约时报》1903年2月23日用两大版面，阐述过去几年“每年都有100万左右的移民来到这里”，其中意大利移民“超过任何其他单一国家”(24)。《华盛顿邮报》1904年12月5日报道：“在过去的一年，有812870名移民来到美国……其中193296人来自意大利。”尽管这一数据已很庞大，但仍不敌一年前的230622人(25)。1907年3月该报同样发文，表达了对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恐惧，“在去年的移民大潮中，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数为273000人”，并认为意大利移民是所有移民群体中最大的“潜在威胁”(26)。《华尔街杂志》对这一时期的移民也有持续的关注(27)。这些报道表面上看似一种基于事实的陈述，其实无形中激起了土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恐惧，而作为“新移民”最大群体的意大利移民，自然是首当其冲。 随着南意大利移民人数的渐增，土生美国人遂将南意大利人视为意大利移民的典型，认为他们属野蛮人，是罪犯、污秽与贫困的代名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东南欧“新移民”的到来导致了美国人种退化，并指出当时意大利移民已超过爱尔兰人，但政府却仍无限制移民之策(28)。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作家威廉·霍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艾迪斯·瓦尔顿(Edith Wharton)同样为塑造南意大利移民的劣等形象添油加醋。霍威尔斯将南意大利移民视为半开化的人。詹姆斯将波士顿的意大利“新移民”视为粗俗、危险之人，认为应尽可能予以制止(29)。就连当时美国移民局局长秘书亨利·杰克逊(Henry J.Jackson)，也发表了反对意大利移民的观点，认为意大利移民是美国“最不需要的移民”(30)。不仅美国主流社会将意大利“新移民”视为低劣的“有色人种”，曾一度饱受美国主流社会歧视的爱尔兰人也将意大利“新移民”与黑人相提并论(31)。就连北意大利人也不承认与南意大利人在种族、文化上的关联。在美国雇主们心里，北意大利人是稳重而可靠的工人，而将南意大利人视为野蛮狂暴之徒。由于种族主义社会学家以及马尔萨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误导，因此美国劳工领袖也认为意大利移民的大规模到来降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待遇。很多进步主义者认为，移民是导致贫民窟扩张的罪魁祸首(32)。据《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在纽约，已经有超过5000名无所事事的意大利移民，跟猪(hogs)一样拥挤于贫民窟的公寓内，……并与当地美国工人展开工作竞争”(33)。 每年意大利移民将在美国的所得汇回母国，也是导致土生美国人排斥意大利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笔汇款数目相当可观。《纽约时报》报道说，“1905年，邮局办理寄往意大利的汇款单为295221笔，总额达11092446美元，每单汇款的金额约37美元”，是所有外来移民中寄回母国资金最多的群体(34)。在主流社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财富理应在美国内部循环，而不能流向国外，这是近代以来重商主义在当时美国的体现。他们只见美国资产表面上的流失，却没有意识到移民给美国社会创造的可见与潜在的巨大价值。这里仅举一例：19世纪末，意大利移民掌控着整个旧金山的卫生系统以及芝加哥99％的公路建设(35)。可以说，尽管他们大多没有技术，但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同样为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意大利“新移民”中颇为流行的“契约工”制度，也为美国主流社会所责难。意大利“新移民”有的以“契约工”的形式来到美国。他们抵美后，需要为契约主工作数年，以偿还自己移民美国的各种费用。美国主流社会将之与奴隶制混淆，认为这些移民是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事实上，这种“契约工”秉承自愿原则，与早期美国来自西北欧的“契约劳工”并无二致，而与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制则有云泥之别。当然，在意大利移民中还有一种“工头体制”(Padrone system)。一些意大利移民在到达美国后，由于无亲无靠，通常被所谓的“包工头”拐骗利用，被骗至矿区或铁路，从事异常繁重的劳动，即为带有强制色彩的“工头体制”(36)。在一般美国人看来，这种体制下的移民劳工，就是新时代的奴隶。这对于曾经饱受奴隶制之苦的美国来说，尤为敏感。不过，在这种“工头体制”下的工作者毕竟只是少数，不具代表性。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同样表达了其对“新移民”排斥的观点。在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大潮中，罗斯福愈发觉得，应通过严格移民法来限制移民，尤其是“那些不能迅速同化的种族”(37)，同时“坚决拒斥所有种族的罪犯、弱智者、穷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移民美国”。他觉得包括意大利移民在内的南欧移民，改变传统旧习、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极为缓慢(68)。由于罗斯福在美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其观念自然也颇具影响力。罗斯福的态度在与美国主流观念的相互激荡之下，逐渐在全美范围形成一种排斥东南欧移民的氛围。 可见，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治精英，都是基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排斥“新移民”的观念。同时也能看出，种族主义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人们通过公共话语的诸种形式来习得这些观念，而公共话语由精英控制。他们的“他者”所指，及其排斥话语，会同主流媒体在大众中广泛地传播族裔偏见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主流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内的个体往往容易丧失自我而选择随波逐流。这也是意大利“新移民”在美国遭受普遍排斥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时期“我者”与“他者”的极化来自于人们对于极化了的规范的顺从，而规范的极化是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关系作用的结果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关注精英对意大利“新移民”排斥的话语支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大众种族主义及其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也不意味着大众话语与种族主义不能自下而上地影响精英的社会认知与行动。精英话语与白人大众的互动催化，所构建的共识性意识形态，掀起的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新移民”排斥浪潮，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美国主流对意大利“新移民”不易同化的指责，乃是对移民同化维度的片面解读，即过于强调种族、文化差异，以及对移民的同化之责，而忽视自身在移民同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尊重与包容，是移民同化的先决条件。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排斥意大利“新移民”，另一方面又指责其“不可同化”，实是颠倒了移民同化的内在逻辑，更有“欲加之罪”之嫌。 一旦这种对意大利移民排斥、歧视的话语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思想上的排斥就会转化为行动上的拒斥，且二者处于积极互动之中。其表现之一是意大利移民在入境美国过程中遭受一系列刁难。《纽约时报》1896年3月12日报道：“有900～1000人昨晚被拘留在爱丽丝岛接受检查，其中绝大多数为意大利移民。”(40)一如同时对华人的严苛审查一样，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意大利移民入境。19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主流媒体、排外主义者对意大利移民危险性的渲染，致使意大利移民遭受了一系列恐怖的暴力袭击。其中，1891年3月14日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事件颇为典型。在该事件中，10名意大利移民被射杀，一名意大利移民被处以私刑。这一例子并非个案。1893年，9名意大利移民因涉嫌谋杀科罗拉多瓦楞斯格(Walensgurg)城的一名酒吧老板而被捕；两年后，其中6人被暴民处罚致死。1894年，在宾州的阿尔图纳(Altoona)有200名意大利移民被驱逐。1896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哈维尔(Hahnville)有3名意大利移民被私刑处决。3年之后，在密苏里州的塔卢拉(Talulah)有3名意大利移民遭受了同样的命运(41)。 面对美国这种歧视与排斥环境，很多意大利移民选择返回母国。在1887～1890年间，只有约10％的意大利移民返回故土，1900～1910年间为57％，到1911～1920年则高达82％(42)。然则，我们也不能将这种移民返程笼统地归为意大利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斥，在返回母国的意大利移民中，也并非都是在美国遇到了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1908年意大利政府改变了政策(43)。当时，意大利向海外的移民被制止，并鼓励海外的意大利人带着积蓄和新技术回国效力，以实现意大利的崛起。但意大利移民所遭受的拒斥，无疑是其返回母国的直接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