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英国学派运用国际社会概念进行历史叙事的学术实践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封闭性和模糊性弊端。(42)克里斯·布朗指出，“不管怎样，英国学派并没有直接提出国际社会本质的问题；由此，批评家们就有理由指出其缺乏清晰的表述、积极的观点”。(43)还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布尔的理论“软肋”，“贯穿布尔著作中的一个持续存在并不断被挑剔的问题，是一个清晰的答案从未出现——或许不能出现”。(44)克服上述弊端的任务落到了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肩上。关于布赞和利特尔的学派归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布赞自己曾解释，“关于学派，我认为我难以被塞进任何一个学派。我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并依然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但并不是一个停下来的好地方。一般地说，我喜欢结构方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但这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不是思想上的信奉。从这一点上说，我一生是一个理论上的多元论者，乐于思考任何一种能对眼前的问题提供深入探察的方法。我不认为理论流派之间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派对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45)其实，此处无须过度纠结于布赞和利特尔的学派属性，而应该将目光集中在他们对待理论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所带来的启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批判叙事(critical narrative)(46)是从典型叙事转化为发生叙事的“催化剂”，它通过否定自我理解的既定模式的方式来讲述不同于先前叙事模式的故事或历史。批判叙事在本文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英国学派迈向以国际体系概念为主题的发生叙事所必经的思维环节或批判中介，更多地表现在对英国学派此前已有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否定、质疑和重构上。布赞和利特尔指出了诸种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体系概念的缺陷，(47)并从三方面完成了对这一概念的重构。首先，他们对国际社会概念进行了批判。布赞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界限，国际社会的概念就过于模糊，以至于既不能对不同的国际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也不能考察特定的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48)随后，布赞列举了英国学派在层次、领域、边界、规范冲突以及方法论五个方面的主要弱点。(49)其次，他们对国际关系各种流派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综合。(50)理查德·利特尔认为，“美国的现实主义和英国学派享有共同的知识遗产，这种知识遗产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古典现实主义者发展出的思想”。(51)最后，他们建构了新的国际体系概念并使其成为叙述世界历史的理论工具。布赞和利特尔认为，那些已存在的国际体系概念是完全由欧洲经验的结构特征所造成的偏差。(52)利特尔指出，“一系列不同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通过世界历史的进程，被一个单一的世界范围的国际社会/体系所替代”。(53) 在经过上述的理论批判和准备之后，布赞和利特尔赋予了“国际体系”以更丰富的内涵，他们将国际体系分为层次和部门两大类，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位以及个体五个层次，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五个部门，并将这些层次和部门置于互动能力、过程、结构三个解释源之中。(54)这样，他们就精心地构建了叙述和阐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工具库。布赞和利特尔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阐述了在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发展成为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的历史，并追溯了范围最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军事—政治国际体系的演进，以及这些体系与部落、城邦、帝国以及现代国家这些人类组织形式之间的互动。该书运用国际体系这一叙事主题，前后一致地叙述了“世界历史中的前国际体系”“古代和古典世界多重国际体系的兴起与联系”“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演变”(它们分别是这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使得叙事主题与作为叙事对象的世界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讲述了一个世界历史缘起、发展、演变的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行了展望。(55)这部著作对关于国际体系发展的各种讨论进行了清晰和全面的总结，“提出了后沃尔兹式(post-Waltzian)的关于国际体系的解释。”(56)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日益要求历史学能够描述和解释不同文化和共同体更为广泛互动的故事。(57)英国学派关于国际体系的发生叙事显然对此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