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就历史叙事类型的角度而言，从国际社会到国际体系，意味着英国学派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转向。其中，国际社会概念主导了英国学派的典型叙事和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过渡，国际体系概念则完成了英国学派的发生叙事。这种转向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镜鉴：反思意识和语境对峙。 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转向带来的启示是其强烈的反思意识。首先，对时代的反思塑造了英国学派超越已存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叙事思维惯性的自觉意识。全球化时代对学术共同体乃至个体的影响无所不在，尤其是如何解决由世界的多样性差异与自身认同所构成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全球化正在使身份认同的心理过程在维系差异性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差异性在人类精神的内核中是那么强大和不可侵犯。没有差异，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就没有人类生活。”(58)因此，更新旧有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叙事思维惯性是一种“自知之明”的表现。“自知之明的自我是一种反省生活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省生活是叙事的净化和澄清的效果。”(59)其次，对文化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固步自封和文化偏见。英国学派的典型叙事和发生叙事都蕴含着历史比较意识，历史比较研究促生了某种跨文化意识。“在人类学意义的普遍意识上，‘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一种文化的诠释性回忆，这种诠释性回忆是确认身处位置的一种手段。解释这种与目前文化取向相关的理解过去的理论，是跨文化比较的起点。”(60)但文化的反思意识也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成效，原因正如布赞和利特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努力以一种尽可能不偏不倚的方式来建构对国际关系学的历史阐释，但我们仍然意识到我们尚未从作为我们自己文化创造物的处境中完全摆脱出来，而且我们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本身就携带着文化的包袱”。(61) 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转向带来的镜鉴是语境对峙。一般而言，语境是指言语环境，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词语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概念都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在本文中，语境对峙是指英国学派历史叙事在空间、时间以及文化心理诸领域内所展现出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空间语境展示了欧洲语境和全球语境的“对峙”。这一方面意味着英国学派历史叙事无法彻底地从欧洲经验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全球(或世界历史)成为英国学派理论的阐释对象。有学者指出，“‘英国’一词所起的作用是提醒我们英国学派过去是、现在也是扎根于某个欧洲帝国和大国的国际经验之中”。(62)海登·怀特进一步指出，“人类共同体的某一特定的政治模式会使人们对特定的历史模式的探讨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模式的政治特性会使其描述成为一种叙事模式”。(63)解决欧洲语境和全球语境的“对峙”，显然要注意“着眼于宏大叙事与地方叙事之间的相互影响”。(64)其次，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时间语境折射出冷战语境和后冷战语境的“对峙”。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典型叙事更接近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场景，关于国际社会的发生叙事(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第一版出版于1992年)更贴近冷战向后冷战转型时期的图景，国际体系的发生叙事则回应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最后，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文化心理语境蕴含了西方文化语境与多元文化语境的“对峙”。“叙事总是反映叙事者的身份。”(65)英国学派的学者大多是受西方文化和教育方式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和叙事的开放性，(66)是克服西方文化语境与多元文化语境“对峙”所带来缺陷的有效路径。英国学派的新一代学者群体构成的日益国际化，会有助于弥补一元与多元的文化心理上的“对峙”。 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转向所呈现出来的反思意识和语境对峙，又提醒我们正视西方的叙事模式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入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将有助于破解人们历史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展现人类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