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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都是站在本国立场进行历史分析。比如，对于一战史、二战史的研究，相关的英国学派、美国学派都是站在本国立场，进行战争原因的分析，而有意无意忽略东方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的贡献和牺牲。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如何克服这种现象？ 吴征宇：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国家的学者当然都是从本民族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研究，美国学者、英国学者研究一战和二战当然不自觉地突出本国的贡献。做中国的贡献和地位作用这种研究主要还应该是中国学者。其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确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美国和英国在打败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贡献也是举足轻重的。 张振江：因为理论本身强调的是普遍性和共性，所以，更恰当的说法是：西方国家学者所生成其理论的素材绝大多数都来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案例，因此存在着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和“西方”烙印。 对于一战和二战，存在英美两国学者对各自国家作用与贡献定性的不同解读，但也并非完全以国家为分野。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只有本国学者才会有对自己国家更多的“同情理解”，而这也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可能突破与创新的地方，我们不能要求西方学者都来研究非西方的问题。作为一个几千年持续存在和不断复兴的文明体，中国有着那么丰富的国际关系研究案例和素材，只有踏踏实实地研究和发掘自己的历史，才能产生具有中国烙印的理论。当然，西方学者对他们国家（也包括少数对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案例都进行了很多的研究，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理论产品，这都是我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很好参照。但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一方面充分了解和吸收西方的研究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能被其理论（研究结论）所束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坚持使用西方的现代主权国家概念，那么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客观地理解和解释千年的东亚封贡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