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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关系史研究是否具有学术门槛？ 陈玉刚：门槛肯定是有的，因为历史材料不是人人都能处理的。因此，受过历史学学科训练的学生，如果再来读国际关系学位的博士，会比较适合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但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毕竟有所不同，我个人认为，前者的主要任务还是为了发展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即理论创新。这方面，我们面临很大的不足，譬如，我们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上作了很多尝试，但大多没有宏大的历史观来支持我们的理论，这就导致一些理论常常只是建立在比较枯燥的逻辑推演和演绎上面，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些“主观”的判断。但是西方，尤其美国，很多理论会有大量历史的演绎在背后作为硬支撑，从而使得其理论哪怕观点明明偏面，影响力仍持久不衰。 什么是宏大的历史观？比如这两年翻译过来的《漫长的20世纪》，可以看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书，就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的解释基础上的。再如《大国兴衰》，看是历史著作，其实是在建构理论解释。对其观点的批判有很多，但因为它是建构在宏大的历史基础上，如果没有同样有力的历史做支撑，对它的批判往往是很无力。因此，对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说辞“国强必霸”，如果我们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能够对相关历史做出新的解释，那么得出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自然就能够有力地反驳“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等论断。 应该说，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当前也不完全就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譬如我们对冷战史的研究，如朝鲜战争如何爆发等议题，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宏大历史构建能力还比较欠缺。如果能利用国际关系史研究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相当于从宏大历史角度对世界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和构建。 在怎么通过宏大历史解释促进理论创新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要把历史上的事直接等同于这里说的宏大历史解释，如关于中国古代天下观、朝贡体系，这些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停留在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另外，目前这些理论建构还停留在区域史范围。当然，西方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也是首先停留在区域史研究，然后再走向世界史，构建出系统的理论解释的，有世界史的意识。 如何从区域史到世界史？欧美的过程主要伴随着其对外扩张发生，其经济随之不断向外扩张，国家体系也就从区域体系走向了世界体系。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有世界性的，但我们必须自觉地在研究中把这种意识确立起来。譬如关于周边的概念，它不应只停留在我们邻国的层面上，因此我们目前提的大周边的概念就非常重要。历史上我们不只是局限在东亚文明，一带一路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如非洲、中东、欧洲联系在了一起。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把历史挖掘出来，尝试做理论性的构建？这首先需要跳出一种小的自我观念、结构，要有大视野。中国应该考虑如何从中国的中国，或者亚洲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是向大历史观的转变。 要鼓励有志于做国际关系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扎扎实实回到历史中去。理论看几遍就能掌握，但对历史的感觉需要多年的训练。理论创新必须要回到宏大历史的解释中去，才能够有理论创新。 梁占军：我赞成交叉学科培养模式，希望学习国际关系史的学生听听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课；学国际关系学的也要加强历史学的训练。需要说明一点，国际关系史课程最好是由历史教师开设。因为理论都是从历史实践当中抽象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国际关系史研究可以做的事，就是通过具体案例研究，把历史问题一个一个搞清楚，里面隐含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提炼出来，上升到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