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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国际关系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史研究却呈现愈加冷清的状态。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克服？ 陈玉刚：国际关系史研究以往是在历史学科框架下研究，这样往往注重历史的材料，甚至是不同历史材料的考究。西方国际关系史和理论是放在一起的，很多理论是在对历史的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样史论研究结合比较紧，新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显得比较有说服力，让你感觉有历史的逻辑在背后支撑。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够。由于不注重历史的材料，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不愿意沉下心浸入档案资料中，这使得国际关系史相比国际关系理论就显得相对冷清。但这种状态实际上已经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缺乏历史纵深及其发展逻辑支撑的理论，往往显得比较空洞，从而导致影响力不足。 梁占军：国际关系学现在已经成为显学，而国际关系史依然冷清，其原因值得思考。前者的火热与现实的需要密不可分：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事务中，因此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这类的应用性研究。各国推行的对外政策背后都有理论的支撑，国际关系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西方的理论依赖过多，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还任重道远。 我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不能矫枉过正。完全以西方理论构架作为研究起点，来解释中国问题，就像用西方的尺码为中国人做鞋，未必合脚。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现实问题，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否则只能是做无用功。 目前国际关系史研究不是显学，导致国际关系史研究冷清的原因主客观都有。其中史学界限于学科体系的束缚，自我局限在基础研究的层面，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主动关怀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历史研究本身也是要为现实服务的，所谓“以史为鉴”，比如，对二战史的研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史学界有影响的名著，大都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比如关于纳粹德国的经典著作《第三帝国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在前言中就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不希望世界重蹈战争泥潭。而丘吉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也不是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写，而是因为冷战爆发而有所思考。再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也是对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冲突频发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他预言冷战期间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抗，在冷战后已经不存在，经济一体化减少了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开战的风险，而文化差异将会成为导致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观察今天的现实社会，亨廷顿的预言有其合理性。 吴征宇：这种现象的原因，具体的说有许多，但总体上不外乎一条，急功近利。这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现状，其实也是当今正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你怪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或原因身上。当今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国际时事政治学”，更尖刻地说，已经沦为“国际八卦学”。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误，我可能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或者是知道，但不好公开说。我自己一直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做到理论和历史的兼容，我自己在大学的本科开设的两门主课都是与国际关系史有关，但我自己也不可能不考虑市场，所以，说到如何克服，我真的不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