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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拿破仑远征队发现丹德拉神庙的黄道十二宫浮雕之后，对古埃及黄道十二宫的研究热度一直持续，部分天文学家坚信这些图像是真实的“星图”，力图找到对应的那个日期；而主流埃及学家则认为这些资料没有天文学的价值，只反映了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本文将综合图像、铭文、仪式中的多重信息，探讨古代信仰与天文观测的密切关系，说明古代知识的综合性特点。 【关 键 词】古代埃及/黄道图/神庙/仪式 【作者简介】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SS008) 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多数出现于希腊罗马时期的神庙或者墓室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有丹德拉、艾什纳、什胡尔、阿赫米姆神庙的浮雕，底比斯等地墓葬出土的6个棺盖上的，以及部分墓室天花板上的，共计十几个。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1]203-213。一些天文学背景的学者纽伯格(O.Neaugebauer)、帕克(R.A.Parker)等用现代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判断这些资料。一些错误的结论传播甚广，却少有人纠正。如语言学家如考维尔(Sylvie Cauville)虽然整理出版了丹德拉神庙的所有铭文，在年代问题上却完全依赖天文学家阿尔伯格(Erik Albourg)的判断[2]20。19世纪法国人把丹德拉神庙顶层天花板上的圆形黄道十二宫浮雕切割下来，运到了卢浮宫，这似乎是其后一个多世纪学者们对它的研究状况的写照：割裂了材料的背景，天文学家一味用现代软件搜寻它是哪一天的“星图”；埃及学家则往往强调宗教仪式，忽略其与自然界的客观联系。除卡纳克的水钟外，与时间观测和天文记录相关的所有资料都来自于葬仪相关的场所(墓葬或神庙)，只有再现其时的仪式场景，才能正确界定古埃及人的时间概念。本文将结合墓葬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黄道十二宫图像与古埃及人来世观念中的12小时之间的传承关系，唯有理清黄道十二宫图像在神庙及墓葬习俗中的独特作用，才能真正解读其内涵。 一、古埃及黄道十二宫的主要资料及研究状况 19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德萨伊上将(général Desaix)发现了丹德拉神庙的圆形黄道十二宫，由此引发了学者们的狂热兴趣，法国人甚至将它从神庙天花板上强行切割下来运到了卢浮宫。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纷纷卷入研究和争论的热潮。法国在战场上败给英国之后，英法两国学者围绕着罗塞达石碑展开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激烈竞争，最终法国学者商博良胜出，从此法国学术界的“东方热”又多了浪漫的想象：或许丹德拉的黄道十二宫图，是古埃及人留给法国人的密码。巴拉维(Charles Hippolyte Paravey)、物理学家毕奥(Jean-Baptiste Biot)和天文学家阿拉戈(Francois Aragó)等都坚信可以用科学推算的方法找到它所指的日期[3]286，以莱特伦尼(A.J.Letronne)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它不具天文学的价值。布鲁赫(H.Brugsh)依据世俗体文献辨认出了5颗行星的名字。1822年，埃及学的奠基人商博良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他辨认出十二宫浮雕所在墙上的王名圈内是罗马皇帝的名字，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但几十年后，商博良的哥哥在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披露出商博良后来带领远征队考察埃及时，亲自到丹德拉神庙，发现他当时靠拓片读出的王名圈内，其实是空的，自己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他在生前一直没有公开此事。丹德拉黄道图的年代，又成了一个悬念[3]289。 目前研究丹德拉神庙最权威的学者依然是法国人考维尔，自20世纪以来，她已经陆续整理和发表了丹德拉神庙的所有铭文，对相关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于丹德拉黄道图，她则与天文学家阿尔伯格合作，断定其年代是公元前52年。 除丹德拉神庙之外，艾什纳、什胡尔、阿赫米姆神庙也发现了黄道十二宫浮雕，都是罗马时期的。此外还有些比较残缺的资料，只有一两颗星座[1]203。 迄今为止，古埃及黄道十二宫的图像仅发现于神庙和墓室。在墓室发现的主要是底比斯的6个棺盖，及1901年皮特里在阿特里比斯(Athribis)发现的两个墓室壁画，这些也都是罗马时期的。  图1 丹德拉圆形黄道十二宫浮雕 以统计学方法对所有埃及黄道十二宫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俄罗斯学派。20世纪20年代，数学家莫洛佐夫(Nikolai A.Morozov)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尚无计算机软件的年代，他的大量演算都是在纸上进行，很多数据至今仍是准确的。在他之后，科林(N.S.Kellin)、德尼申科(D.V.Denisenko)、弗明格(Anatoly T.Fomenko)等人继续完善他的方法和数据，该学派最新的成果是弗明格、诺索斯基(Gleb V.Nosovskiy)和威士洛(Wieslaw Z.Krawcewicz)合著的《古埃及黄道十二宫》(Ancient Egyptian Zodiacs)，该书对考维利、纽伯格等埃及学家的研究进行了批判，以类型学、统计学方法进行了综合计算[4]20-30，其方法和角度值得关注。 对古埃及所有天文资料进行集大成研究的是天文学背景的埃及学家纽伯格、帕克，他们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料集，界定了许多重要概念，示范了许多基本方法，如旬星运行规律的计算，星表的分析等等。但他们对黄道十二宫图像的天文价值基本持否定态度，局限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对其史料价值也没有深入探讨。 近年来康曼(Joanne Conman)、塞蒙斯(Sarah Symons)等学者对于纽伯格的许多重大结论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指出他对猎户星座、北斗星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他们设想的旬星运行轨道也是子虚乌有，并呼吁埃及学家抛开对天文学家权威性的盲目信任，对黄道十二宫图像进行重新审视[5]87-91。康曼是人类学博士，但广泛涉猎天文学家、数学家、埃及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充分说明打破学科碎片化、跨学科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古埃及历史和宗教背景为出发点，既要避免以现代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古代资料，也要在宗教的面纱下看到古埃及人发达的、自成体系的天文知识体系，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主流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