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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第一个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成功实行市场化转轨的国家,然而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是一个决策者放手、地方试验和民间突破的互动过程。体制外经济力量的成长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造成不可逆转的形势,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从某种角度说,"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当然,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每一步突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在历史关节点上,邓小平的决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市场化转轨 改革思路 体制外成长 越过临界点 作者简介：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通过渐进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是占劳动者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中国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