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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在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奇迹”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23)，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近30年，中国恰好遇到了两个外部历史条件：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些条件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因而当时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24)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尤其是极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持续高增长的独特因素。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25)。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6)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方面(27)。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竞争是改革的动力，逼迫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必须改革，这个结论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但这并不一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生活得太久了，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谁都没有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对外交往扩大以后，官员和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摆在那里，这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是一次思想启蒙，那些对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的(28)。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外专家建议，决策者采取了开放的心态。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例。来自国外的顶级经济学家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29)超越意识形态，就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展开了一次无拘束的对话，这次会议在帮助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30)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主要诉诸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