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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力量的成长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之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但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⑨。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整个80年代，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这些改革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肢解了旧体制，二是释放出市场空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计划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市场。不过，80年代的国有部门改革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经济改革的真正突破发生在非国有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11)。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12)。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像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13)。这个政策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14)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15)，特别是在原来集体经济力量不强的地区发展很快。如浙江省温州市1987年有私营企业1万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0%。福建省晋江市有私营企业4500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4%。(16)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50年代消灭私营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农村突破的意义 农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不过它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是领导人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终参与决策的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17)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最初的农业政策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体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出农村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数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农业全盘集体化之时起，农民中就存在一种离心倾向，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获利，二是有了自由。相对于城市工业，农业是计划控制较为薄弱的部门。农民从未像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对旧体制没有留恋。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它不过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震荡和冲突，减少了农民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如果把集体化比作筑堤，包干到户就像决堤，“势不可挡”。(18)农村出现的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传统的观念中，坚持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员。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一批官员的同情、默许、支持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支持、引导；二是犹豫之后转而支持；三是坚决反对。支持者的策略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让农民吃饱肚子是政府当前的首要责任，强调包产到户只是局部的试验，风险可以控制。为使大家容易接受，杜润生为包产到户起了个繁复的学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寻求共识的策略是等待，不施加压力，让事实来说话(19)。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获得了合法性。改革既给农民带来好处，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使国家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安全无虞，说服了许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农村变革的进程。 农民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的确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9亿农民稳定了，也使决策者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从容地推进城市改革。农村突破的意义更在于它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一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经营的大户，私人经济破茧而出。二是开拓出一片市场。先是城乡农贸市场的恢复和繁荣，继而出现农民长途贩运，异地经商，出现了各种专业市场。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而且出乎人们预料。地方政府的扶持是重要原因，但原动力来自民间，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乡镇企业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即使在1989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期间，乡镇企业受到很大压力，它的总体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有企业。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20)其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1985年至1990年，全国税收净增的21.6%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此外还支付了约1/3至2/3的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制度外财政收入。(21)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同时成为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力(22)。农村改革的后续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却并非偶然，这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民工潮”出现的历史含义，更在于它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城镇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平等，让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然而，如果没有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这一过程至今可能仍然难由政府启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