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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2)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3)《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4)《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 (5)《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6)彭森、郑定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16—18页。 (7)《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页。 (8)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他不主张把鸟在手上捏死，但坚持要有个笼子，笼子可以有大有小。参见《陈云年谱》(下)，第309、311—313页。 (9)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10)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351—352页。 (11)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12)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 (13)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1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额。 (14)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陈云、邓小平先后谈到这个方针。参见《陈云年谱》(下)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15)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其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参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16)参见李惠根：《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情况》，《上海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 (17)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8)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72—73页。 (19)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说：“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7页。 (20)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2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22)据吴敬琏回忆，1990年夏天，他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 (23)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转引自丁一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2005年11月30日http://www.iwep.org.cn/。 (24)陈志武：《慎言中国经济奇迹》，凤凰网，2007年6月16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06/0616_23136459.shtml。 (25)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中国经济网，2005年11月3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511/03/t20051103_51060921.shtml。 (2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47页。 (27)杨继绳、萧冬连对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 (28)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53岁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甚至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补课。这为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29)与会的外国专家有：凯恩克劳斯(英国)、埃明格尔(联邦德国)、托宾(美国)、拜特(南斯拉夫)、布鲁斯(原籍波兰)、科尔奈(匈牙利)、阿尔伯特(法国)、琼斯(美国)、小林实(日本)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中方参加的主要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陈如龙、童大林、尚明、高尚全和一些中青年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共30余人。 (30)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回忆说：科奈尔“宏观间接调控”的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把它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萧冬连对安志文的访谈(2007年8月2日、3日、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