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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方：所有权关乎利益 （一）浦电：以合营求生存 1953年12月25日，浦电以“为响应政府号召争取公私合营呈请核实办法”为由，向上海电管局递交公函。 自政府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浦东工业发展甚远，预料不久后更将突飞猛进。供电企业自应作相当之扩展，以资配合。是值政府号召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对私营企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爰经我公司第242次董事会议提出讨论，一致通过响应政府号召，争取公私合营。19 实际上，在此之前，电管局已经对浦电公私合营的形势有了初步的判断，重点有二：第一，浦电原有发电设备已售于中央燃料工业部，因此更加依赖购电转售，进而需要建造两座主变电所及扩充浦东新线，资金不足，需要政府协助投资。第二，国家提出总线路、总任务后，浦电董事会认为大势所趋，且认为公私合营的条件业已成熟。20 浦电1946年度的购电容量为4388千瓦21，1947年5月投产的2500千瓦发电机为其与周围工厂企业所共有。可见，在供电能力上浦电自身相当薄弱，供电线路、设备的修整与扩充工作也无法独立完成，主要为资金所局限。可见，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局势，依靠公方的力量和投入来增强浦电的供电能力，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这也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方针在浦电得到积极响应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浦电的选择也自然地咬合在公方启动公私合营的逻辑齿轮上。 （二）华电：合营即为放弃所有 1953年12月8日，华电召开了历时三个小时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以做出是否申请公私合营的决定，此即姚惠泉言之“孙志飞拒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的原本。姚提供的会议记录很好地展现了华电内部的复杂情况，本文也将以此来了解孙志飞反对合营背后的逻辑。会议以孙的例行报告开始，然后讨论了董事黄炳权之争取公私合营的议案，而会议开端却在孙的牵制下成为了孙、黄“私人恩怨”的讨论。 会议转向议题后，董事陆增祚援引“全国工商联决议第三项”说明华电不应该急于进行公私合营，孙与董事朱企峰随即表示同意。22孙系董事此番动作之后，黄炳权再次发言，并与孙针锋相对。黄之发言大体为两点：外部来看，闸电正合营一年，浦电业已表示争取合营，政府、工会、工商联与进步的同业们都在关注华电对公私合营的态度；内部来讲，诸多位股东都在关心华电对实行国家总路线应该采取怎样行动，以及公司是否还会发放股息的问题。23黄认为，如果华电不同意合营，政府不会强迫，但要求进步。孙则试图以“政府的逻辑”来给华电以出路。 政府认为他们有条件，所以找他们去谈。今对本公司则不来接谈，足见本公司尚无条件，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经营创造条件的，等候政府来谈。如果政府今天来谈我今天答应，明天来谈我明天答应，假使董监中有不赞成者，我一定在三天内向他们说服。24 黄对此表示，孙是持“消极等待的态度和硬要面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且孙没有接受过“五反”的教育，不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民内部斗争方式，不懂得如何进步。接着有两位董事表示赞同黄提出的公私合营，此时陆董事却提议应该在重估资产工作完成之后再申请合营，孙则再次强调，“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如果急于要求公私合营，倘使政府不要，也是徒然的。所以我们目前是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必急进”。25 经过多番讨论，会议最终决议，“本公司以主动争取公私合营为原则，并参考陆董事増祚提案，即重估财产意见行进”。26董监事联席会议尘埃落定，但华电却并未迈入公私合营的大门，因为孙志飞抗拒执行决议而没有申请公私合营。华电董监事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对公私合营的拥护之声与反对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峙。公方会前已非常了解孙的态度，电管局的报告中记录了孙在得知华电被列入合营名单后的一段言论， 我无动于衷，只作不知道并情愿吃官司，决不书面申请。被迫交出等于暴力掠夺，这是出于不可抵抗的事情，但是将来还是可以拿回来的，倘使自己去函申请，这是出于自愿，将来虽有机会也拿不回来了。27 公方认为，这就是孙的基本逻辑，即主动合营则如同放弃华电，所以导致华电不递交申请。并且公方视“将来有机会”为孙志飞盼望着国民党政权的回归，即姚信中所谓“不可告人之处”。另一面，黄炳权显然是其中积极主张公私合营的，他自然也是公方视野中的进步分子，联席会议的记录就是黄托姚惠泉转交给公方的。至此，华电对公私合营的内部逻辑可以做如下总结：由于孙志飞的实权至上，其将个人思想变成了华电的逻辑，即主动合营等于放弃企业所有权。 （三）闸电：所有权的“空虚” 闸电在上海是第二大电厂，1949年之前在华商电厂中居首位，1947年～1948年，华电先后收购了翔华电气公司、嘉定华星永记点灯厂等7家小厂的全部资产与专营权，基本以先控股再兼并为收购方式。然后，闸电董事会决议成立新华电业投资公司，后又改名“远东电业投资公司”。28 闸电在二战后对小电厂的收购与兼并，与当时美国资本对上海电力公司及其远东电力工业的控制极为相似，而前者在上海范围内的扩张源于雄厚的金融资本。 1934年，应增资需要闸电发行公司债第1期450万，从此金融资本开始介入公司发展。以债权代理人为由，金融资本家成为董事会的新成员：钱新之（国民党政府社会贤达代表、交通银行董事长、江浙财阀）、王子菘（与宋子文关系密切，曾在交通银行任职）、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陆子冬（陈立夫、陈果夫之财务总监）、刘聘三（在中华勤工银行任职），29诸董事掌握了华电的经济调度审核，在公司内部有相当的发言权。 抗战时期，以钱新之、王子菘、陆子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通过渝政府各部，成功地完整接收闸电。其后，投机商人孙煜峰在闸电股票大跌时大量收购，持有约1 / 3的股份。因此，1946年股东大会改选董事后，钱新之任董事长，常务董事为王子菘、陆子冬、孙煜峰，并且国民党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李铭成为新的成员。30战后重建时期，闸电在收购兼并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资金获取更多的利益，1947年1月，四联总处贷款24亿元已用半数，余款购黄金、外汇，上月垫付各项费用，约与保证金相等。同年9月份，财务支付达374亿元，而留存不到5000万元，10月，负债中最大的应付款一项80％均为各种预提及准备。31 总之，闸电财务支出数量巨大，贷款用于投机市场，各项公司费用则通过用户保证金来支付，并且通过财务做账来逃避交税。另外，购料外汇大部通过与李铭有关的慎昌洋行，以及与陆子冬有关的丽江购料事务所，现金拆放部分则通过孙煜峰的裕康企业公司以及董事们自己的行号。当物价大幅上涨时，现金常用外面拆放，账面款项并未变动，而进出公司的利益则为个人所有。可见，闸电将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并且董事们运用公司业务来获取个人利益，而资金的吸纳则是通过公用事业的特殊性质实现的，电力公司的“招牌”无疑成为闸电之金融资本家抽到的“上上签”。 1949年后，闸电的股份却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公司董事孙煜峰手中持有39％（包括他人股权在内），交通银行持有3％的公股，剩余股东各自持股比例都不超过1％，个别小股东的股份还出现“缩水”32，公司账面股份残缺，是烂账一笔。另外，自抗战胜利至解放初期，公司收受的巨额用户保证金，在通货膨胀下，“账面上现在只能买几个大饼了”33。 最终，孙煜峰因持有最多股份而成为闸电的私方代表，他却担心新政权会剥夺其股票的合法性，因为从股票市场中低价收购属于公方打击的“投机行为”，所以孙向公方主动提出合营。 三家私营电业的情况使所有权和利益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关系：合营是小电厂的生存之道，所以浦电在出售发电设备之后决定主动争取；华电的内部斗争激烈，但当权者认为所有权就是利益，公私合营即私方放弃所有；闸电曾显赫一时，但资本问题却使其所有权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并不明朗，合营便能保全既得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