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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愿军并非全部撤至鸭绿江北 从1957年11月毛泽东向金日成提议撤军,到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复信金日成,无论中朝双方商谈,还是中国向苏联通报,对于从朝鲜撤回国的志愿军未来去向的设想都是“留驻在鸭绿江边”或“撤退到鸭绿江北”,总之不会离中朝边境太远。因为中国向朝鲜承诺“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万一发生事变,朝鲜政府认为有必要时,我们随时可以过江抗击敌人。”(48)这一承诺也是朝鲜和苏联同意中国撤军的重要因素。不过,是否将撤回国的全部志愿军留驻鸭绿江边或者离中朝边境不远的地方,在历次会谈和商议中均未明确。再者,毛泽东提议撤退志愿军的目的之一是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如果全部志愿军只是从朝鲜境内移驻鸭绿江北,减负的效果并不明显。还有,一年内将志愿军五个军(分别是第1、16、21、23、54军)移驻鸭绿江边,后勤供应和营房建设都将遭遇很大困难。因而,从现实考虑,撤回国的志愿军也不可能全都部署在鸭绿江边。这就和当初设想有了差距,独自面对美国和南朝鲜军事压力时,朝鲜将不得不持续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或者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 (一)志愿军回国后何去何从? 1958年3月10日,在第一批部队撤离前夕,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并提出十条具体要求,其中明确规定不能透露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任务等。(49)因而,长期以来,有关志愿军回国后的去向始终是个谜。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史》以及其他有关志愿军或者抗美援朝的著作或回忆录,对于志愿军撤军回国后的去向都语焉不详,甚至讳莫如深。(50)那么,志愿军回国后何去何从呢?通过爬梳近年来出版的中共领导人年谱等资料,笔者才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中国向苏联通报撤军方案后,中共中央军委开会专门研究了志愿军撤军问题。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总部对撤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1月28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交了报告,对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51)2月7日,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的两个方案报告。2月13日,在主持第143次军委会议研究志愿军撤回国内部署方案时,彭德怀说,估计战争开始,第一线兵力过密不利。因此,兵力配置,纵深可多一些,第一线疏散些,一处兵力不宜集中过多。以迁就驻房为主,尽量不建新营房。最后会议决定:“基本同意粟裕同志关于志愿军撤军方案和回国后部署方案报告的第二个方案。在实施步骤上,应根据驻区气候条件,先撤回的部队驻东北,第二步撤回的部队驻华北,最后撤回的部队驻华中和四川,以便进行营房补修生产等工作。”(52)至此,志愿军五个军回国后的去向基本已尘埃落定。最终,只有一部分志愿军部队留驻东北,继续承担必要时防卫朝鲜的任务,其余大部分部队则将撤回远离朝鲜半岛的中国内地。 (二)志愿军撤离后朝鲜的隐忧和选择 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准备就志愿军撤军问题与朝鲜政府进行协商。2月15日下午,双方政府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在东北原有四个军,志愿军撤退后再增加两个军。只要朝鲜政府一作出决定,我们就可以派志愿军来。志愿军的弹药和工兵器材等,好的可以留下来。”(53)这样,周恩来一方面明确告知朝方:志愿军五个军中只有两个军将留驻东北,另一方面则再次承诺中国将继续向朝鲜提供军事保护义务,必要时可以出动总共六个军,比现有志愿军总数还多了一个军。看起来,中国似乎既实现了从朝鲜全部撤军的目标,从而有利于减轻军费预算负担,又继续保持着对兄弟国家的军事义务。 尽管有中国领导人的历次口头承诺,以及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做保证,朝鲜领导人未必能对中国志愿军全部撤离后的形势完全感到放心。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宣布撤军后,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出兵国通过各种方式多次明确表示不考虑从韩国撤军。(54)在朝鲜半岛上,朝鲜人民军将以30余万兵力对抗6万左右的联合国军和60余万南朝鲜军队,双方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于是,当中国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撤离后,朝鲜就开始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1958年5月27日,与苏联驻朝鲜武官季亚科诺夫(А. А. Дьяконов)会谈时,金日成对朝鲜的军事准备以及对外军事关系进行了评论。金日成说朝鲜空军和海军规模很小,完全依赖苏联的帮助。他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甚至表示如果苏军总参谋部认为有必要在朝鲜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马上就可以开始实施,因为朝鲜有足够的水泥。如果必要的话,准备工作应在平时展开。金日成强调,苏联过去是将来仍是朝鲜军事装备的供应国。他甚至透露,1955年与彭德怀会谈时,就曾表达过只从苏联获取军事装备的强烈愿望。金日成还表示,除了更换更加现代化的坦克外,朝鲜军队将保持在现有水平。(55)可见,随着中国志愿军的撤离,金日成转而更加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