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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形势下商贩的反应 从五反的坦白资料来看,面对新政策,商贩们一方面仍以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维持正常运营;另一方面,基层商贩也做出一系列应对,包括对新政策的顺应与妥协,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笼络与贿赂等等。商贩的举动也可以解读为他们对新政权某种程度上的认识。 百货业杨佳华述说了同业代表对他的索取。①杨指出,前商会的重要领导人常逢春成为行业代表后,借重开商会之名敛财,这让商贩们十分疑惑。这或因当时小商贩对工商团体的变更并非如此清楚,对政府与工商团体的关系更是一头雾水,因此才会出现行业代表借名敲诈之事。又因行业代表在税额民主评议的过程中掌握一定权力,因此商户对他们的借名勒索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这种妥协甚至成为行内“潜规则”。 此外,商户主动贿赂相关部门职员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也频频出现,并涉及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不乏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与小贩合作,以权谋私。1950年,源兴行卖给国营商店生仁2万斤,其中1万斤偷漏了行商税。后来的赚账中,国营商店的余文海借去50万元。②余文海是否知道漏税呢?在此可能是知情的,他借去的50万元,便是这种知情权的补偿,因此一直未还。商户也界定此笔费用为“行贿思想”所致。 1952年的“五反运动”,给了商贩表达的机会,揭发成为他们的对策。兹以“粮食土产业”的坦白统计为例,来看商贩的关注点。  毫无悬念地,贪污在揭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结合表2与下表3可以看出,土产业对政府工作人员贪污的揭发在整个坦白中占据了重要部分,但行贿额在整个偷漏统计中所占比率却极少。这或可说明,五反当中商贩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揭发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揭发中,受贿人员行业的范围广,受贿数额大小不一。在米号余守德的坦白中,加工厂、派出所、草袋工厂、粮食公司、税务局、市政府等处工作人员皆曾或借、或受贿过其店钱物。③小贩在揭发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无奈的形象。 缘于此,当商贩们遇到行政不公时,便会疑问是否存在贪污。④就当时的环境而言,贪污形成的原因应该是双向的,既有税务系统监管的不力,也有商户的纵容。“五反”的到来给了商贩表达的机会。行商姚文轩认为虽然其借钱给粮食公司王佑生并无行贿动机,但干部不应借款不还,⑤在此,姚显然认为王有索贿的嫌疑。政府工作人员并不认同商贩的说法,土产业同业代表汪某将小贩眼中的索贿,界定为借钱,乃私人人情往来。⑥据表3,在土产业的偷漏统计中,行贿份额仅占整个偷漏的2.9%,远远少于商贩们的行商税与营业税的偷漏数额。显然,对政府来说,这说明小贩们的揭发与“受伤”心态的描述,不过是掩盖他们偷漏税额后的惶恐。 双方认知上的分歧也导致对政府行政方式的不同的解读。土产业王永记欠春季营业税,税局要求即征,王永记要求分期,税局不允并将其送至司法科拘押11 天。站在税局的立场上,商户逃税漏税且抗税,本着小惩大诫的原则,对其略施惩罚也在情理之中。但对商户来说,王永记之所以招来如此祸事,皆因税局对其营业税估征过多,且税局职员潘泽向他索贿未成。⑦ 整个行业的检举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清当时商贩们的所思所虑。粮食业公会在坦白中曾共同检举国营商店、中粮公司等在粮食买卖过程中对私营商户的不公行为。⑧从检举内容来看,国营商店、中粮公司负责土产的收买与调配,以调节市场。粮食业商户们不满国营商店在收买土产过程中的行为,认为他们往往刻意刁难,把持市场。⑨此现象在青黄不接之际尤为严重。私商若想凭借自己的网络到外地去购货,也会遭遇国营公司的干涉。这种严格的控制,不但使私商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压缩,也给了权力腐败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杨桂华坦白书》,1952年2月5日,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3-1952-43。 ②《陈松龄、沈善言、翟文彦等表明态度坦白声明》,1952年2月20日,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38。 ③《余守德米号坦白书》,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46。 ④《何有光坦白(新昌米号)》,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38。 ⑤《行商姚文轩坦白》,1952年2月7日,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64。 ⑥《学习三反运动结合四反运动会议总结》,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38。 ⑦《胡培秋坦白(德康米号)》,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38。 ⑧《粮食业共同检举》,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46。 ⑨《詹祖恩坦白书》,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