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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层小行商的活动范围与经营的商品比较有限,但比较灵活。1950年,行商王源林偷漏的行商营业额约有人民币2200万元,按5%的行商税来算,偷漏在110万左右,其利润在400万上下,若王循规蹈矩,则利润在290万,获利数额并不大。①根据鄱阳商贩的坦白来看,王源林的活动范围与频次在鄱阳行商当中算是比较大的。兹以其为例来了解当时小行商的经营活动与范围。具体见表4。  从表4来看,1949年,王源林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南昌,1950年、1951年交通逐渐恢复之后,他扩展到上海、长沙、宜春地区,以土产换取工业品。这也是鄱阳行商的运营模式,通过倒卖土产与工业品来获取利润。当国家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之后,行商能够获利的空间相当有限。因此,王源林在1951年便放弃行商业转而从事小手工业。 回到陈云关于这批小商人的论述,他认为这些小贩最大的危害是动摇人心,却没有提到他们对市场秩序的扰乱,这应当是实情。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小行商虽人数众多,却不具备控制市场价格和市场动向的能力,也未形成左右市场的力量。当中央欲以统购统销来结束市场运作时,实际意味着这股游离的力量也将被取缔。1953年10月10日,陈云明确提出要严格管制私商,通过统购统销,国家完全掌握了工业品和农业品的货源,在销售渠道上也以国营为主。至1954年7月,虽然私商还分为批发商、零售商、进出口商,但实际在中央的眼中,私营零售商基本等同于私商,他们已成为国营为主的商业网络中的点缀。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源林坦白》,1951年3月21日,鄱阳县档案馆藏,编号1-3-1952-64。 ②陈云:《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1954年7月13日,《陈云文选》第2卷,第26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