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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数量空前,是古代和近代中国不能比拟的 文化交流需要凭借一定的途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通过迁徙、商贸、战争、殖民(移民)、传教、外交(朝贡贸易、使节往来)等形式,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周边国家。近代中国主要是通过翻译出版书籍、派出留学生、外国学者来华访问等形式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使中国逐渐接触并学习西方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日趋丰富。新中国成立“将近十年以来所进行的对外文化联系,其精神面貌是与过去大不相同”。[4]“十年来的对外文化友好联系,无论在它的规模、形式和内容上,或是在它的发展速度来看,在我国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或任何朝代”。[11] 派遣各种文化代表团和艺术演出团体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是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鲁迅说过:“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12]民国时期,梅兰芳曾率京剧团出国演出,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交流的形式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迅速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至1958年年底,已有25个国家的98个艺术表演团体、6500余人来中国访问演出,其中有芭蕾舞、歌剧、民族音乐舞蹈、木偶剧、杂技艺术和马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5]各国文化艺术团体的相互访问和演出,既介绍了中国艺术,也使各国人民认识了新中国,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互相纪念对方的文化名人,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谈到中国和波兰文化合作的成就时指出:“互相纪念对方的文化名人,也是介绍彼此的民族优秀文化的很好的方式。”[13]茅盾、臧克家等人也多次强调纪念外国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958年1月,臧克家在纪念保加利亚诗人雅沃洛夫诞生80周年纪念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今天我们纪念雅沃洛夫,就要更进一步加强中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发扬两国人民间的兄弟般的友谊。”[14]1959年11月,茅盾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世界名人、犹太人肖洛姆·阿莱汉姆诞生一百周年大会的致辞中说:“为了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纪念肖洛姆诞生一百周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5]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了60多次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古巴、希腊、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意大利、朝鲜、日本等近20个国家,涉及作家、记者、演剧艺术家、天文学家、作曲家、诗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自然科学家等等。 此外,交换影片放映、互派留学生、翻译书籍、学者互访讲学、相互举办展览会、参加体育竞赛活动、资料交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动物和植物交换等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交流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文学、音乐、美术、电影、戏剧、体育、卫生、科技、广播、文物、博物馆等方面。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范围扩大。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9年9月,中国与亚、非、拉“有了文化友好代表往来的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西方“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其中有文化友好代表往来的也有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往来平均每月达二十人左右”。[5]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处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