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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跃进”运动开展后,面对管理权下放造成的混乱,国家试图以“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重新诉求于地方与个人,精简工厂职工,整顿劳动组织。地方干部、企业领导、普通工人对这一国家政策并非完全服膺,而是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活动空间,造成对国家能力建设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利益与个别利益的吻合度、政治伦理的合法性和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影响着国家目标的获致。 【关键词】“大跃进”;整顿劳动组织;国家能力建设;天津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4)03-0023-17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多有“强国家”、“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等认知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于一个脉络中,即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单位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中每一组织、每一个体都被党和政府所完全掌控,社会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这样的脉络建立在“国家—社会”的路径分析基础上,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推动了三十年来大陆学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近来有研究者陆续从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国家统合外的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国家触角的限度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认知概念提出质疑①。本文之目的并非就双方观点作出评析,而是试图沿着上述路径分析进一步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真的是“全能主义”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果国家权力有其限度,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拟通过对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历史回顾,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再考量。 “大跃进”期间,中央发动了一场以精简城市企业职工为主要内容,以改进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运动,即全国整顿劳动组织运动②。运动初始阶段,社会层面产生质疑与反抗,工作进度较慢,但国家强力推动运动开展,最终完成了精简数百万人的计划,提升了国家控制力。这场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为什么在获致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和挑战?而国家又凭借何种力量能在短短几个月,克服上述困难,实现目标?本文将描述这场运动发生在天津的经过和结果,客观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暗含其中的国家能力及其相关因素。本文以天津为例,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二是天津作为当时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先进市③的典型性,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王凛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