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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和农村的配合度是能否完成这次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对于街道来说,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能否把各方面减下来的人安排好。在河北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启动以后,河北区小关街道党委立刻建立了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组,发动了126人分工合作。首先统一干部思想,“特别明确了街和工厂都要做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这是个整体,即便有的厂思想工作简单群众有些意见,我们也要兜下来,补充工厂工作的不足”。其次联合工厂一起召开欢送、欢迎被精简人员大会,要求街道下属的各社再召开欢迎座谈会,给被精简人员卸包袱。第三,分片包干,条片结合,因地因人制宜的了解每一个精简回家的工人情况,不但体现政府的关怀,还根据情况适当安排(75)。在这一工作中,各县、社和区、街道都积极配合工厂工作,防止被精简人员回流回厂。市委的总结报告认为,由于地方、部门的密切协作,“精减下来的由于生活困难或家庭不和等原因必须安排的人员,已经基本上安排完了。这对解决被减人员怕被减后生活困难,因而不愿离厂的思想起了作用。”(76) 街道、农村为什么愿意密切配合城市工厂的精简?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强化国家能力,而异于同时期“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在其社会中建立优势地位”(77)的窘境,一条重要原因是中共的跨部门合作能力。这种能力使国家能够不受部落、宗教、地方利益的影响,而围绕着一件中心工作互相合作,无论它是工厂、村庄还是街道。领导这些部门协调工作的则是党的领导小组和下设的临时办公室。 天津市整顿工作是从1959年5月16日开始运作的。市委随即成立了由一名市主要领导牵头的整顿劳动组织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市委工业部、计委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由于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牵连的面很广,工作又十分复杂,因此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工会、青年团、妇联、公社办公室、铁路,以及街道居民组织也都参加了这个工作。”(78)仿照市级建制,各区完善了区一级整顿劳动组织小组和办公室。河北区委于5月22日召开了各企业党委书记、厂长会议,区委书记李虹作了动员报告,会后进行了研究讨论(79)。塘沽区委于5月21日至23日对工业、交通、建筑、财贸系统进行开会布置,召开各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会议,5月25日成立区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从我们看到的材料看,各区大体在相同时间内完善了组织,传达了指示(80)。我们以河北区为例,区委成立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办公室,办公室须抽调干部30人左右。重点工厂也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减人领导小组。街委也要建立领导小组,由街办事处主任和街道妇女组织的负责人分任正副组长(81)。办公室定期刊发工作动态,各职能部门领导坐一起开会通气,统筹解决难题。这些措施保证了一段时期内各部门围绕中心工作快速协调,提升了国家能力。“领导小组”虽然并不为当时的民众所熟悉,却是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保障。正是这一组织安排为街道、农村能够密切配合城市工厂的整顿提供了可能。此外,中国共产党“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也给予乡村、街道配合中心工作以强大的价值合法性。所以,当有些街道干部认为自己在给工厂“兜任务”时,小关街的领导立刻批评道,“街和工厂都要做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这是个整体”。 在这次整顿工作中,“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不仅教育、说服各级干部服从并努力于工作大局,而且也成为干部动员工人服从精简的思想武器。此外,这一伦理诉求为街、乡配合工作提供了价值合法性。经过2个多月的精简,在各级整顿劳动组织领导小组指挥下,到7月底,天津“全市共精简职工11万多人”。(82)市委认为,“通过缩减人员,很多企业劳动组织合理了,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全市范围内缩减人员的工作宣布结束”(83)。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能保持。紧接其后的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使得整顿劳动组织的有限成果付诸东流。工业上的高指标与管理混乱状态重新发展起来,工厂继续扩招,城市人口增长势头再次抬头。而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才告终止,不过这已非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