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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一盘棋”:教育说服与动员配合 如果以“全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国家能力处于高度发达的时期,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51)。但透过上文中地方干部、厂领导、中层干部、老工人和精简对象对国家政策的质疑甚至反抗,我们会发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远不是严丝合缝,国家要完成目的还有诸多困难要克服。而这一切就摆在1959年贯彻精简指示的天津市地方官员面前。 (一)教育与说服 针对分管局和区县干部的顾虑,市委第一时间召开专门会议,向各局局长、各区区委书记作布置,强调精简工作的重要性。接着各区组织召开本辖区内企业领导的会议,如法炮制,进行传达。“这对解决各局、区领导的思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2)如前所述,各级干部因感情或利益的因素,并不太积极于减人工作。那么国家是如何通过会议说服干部们服从并努力于自身目标的实现呢?我们从塘沽区的一个会议报告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关于以上认识问题我们不妨再谈一谈:这次减人的目的,就企业来说是合理的使用人力,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工农关系来说是支援农业生产”,“我们必须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动员劳动力回去支援农业生产,这样既支援了农业,也有利于工农联盟。”(53) 按照现代官僚制的纪律性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中共的官员不仅是现代官僚制的一员,他们还被要求“又红又专”,扮演着“政治家”的角色(54)。因此,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现代科层制,同时也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中,对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强调是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有过一个概括,“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应该是党和阶级的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觉悟愈高,阶级立场愈坚定,自然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55)。以这种意识形态评估1959年的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就使“全国一盘棋”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合法性。诚如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言,“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是我国进行建设的最重要原则”,因此“大局决定小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部分必须服从整体”(56)。有研究者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这些年权力系统用以应对民众抗议的最重要的政治伦理的合法性源泉。”(57)不仅民众,当国家目的和地方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合法性源泉”像紧箍咒一样,加上官僚制的纪律要求,制约着干部们的异见。听完动员报告后,天津市河东区的材料显示,“个别同志由于减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只看小局,不看大局,从内心里还没搞通,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才勉强通了。”(58)这里的“大势所趋”暗含着国家对于地方第一次序的伦理诉求,这里的“勉强”传递着“没通也得通”的官僚制纪律。 被“说服”的干部们接下来就被投入到各个工厂一线,但他们并不都想完全执行国家政策,“只看小局,不看大局”的行为时有发生。干部们的策略就是将国家减人政策转化成“优化劳动力”的政策,从而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局部利益的可能。国家的减人对象以1958年入厂的农民为主,但是一些工厂将其变成“卸包袱”,借此机会处理老弱病残。如:给排水公司通知所属单位,这次精减要处理老弱残,对过去不称级的工人也要一律处理(59)。一般地说,农村来的青年,能吃苦耐劳,有勤劳的习惯,挑肥拣瘦的毛病少,也比较服从指挥(60),在企业中属于生产骨干,于是一些企业偷梁换柱,采取“留农民减市民的办法”,趁遣送之前把农民调剂到其他单位予以转圜。天钢一厂按计划要遣送323名农民,主管冶金局指示“先不要遣送,等待调剂”。木材加工厂的26名农民、新中材厂的9名农民都被木材公司领导挡下,公司指示“不要动,公司调剂”、“无户口农民的粮食,全由公司包下来”(61)。还有一些工厂采取拖延战术,“如电气传动研究所去年招收523名新工人(不包括兄弟单位支援),第一次下达减人指标120人,经过修定改为100人,厂里原来说可以减80人,后来又说仅能减34人,到目前一个人还没减下来。”(62) 这些行为是国家不能容忍的。市里面要求在反复讲解当前大局意识基础上,批判干部的错误。河东区委采取了“破三关”的方法,来贯彻市委指示。头一关是厂级领导干部,第二关是中层干部,第三关是被减的对象。首先召开车间主任工段长以上的干部会,区委派人批判他们当中的错误思想和抵触情绪。区委警告,是否贯彻这项工作是“对每个党员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的考验”,是否服从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是其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伦理的必然要求。要求“反复讲”,就是让被动员者在心理层面增加政治压力而放弃抵制。然后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要求各厂拿出行动计划(63)。塘沽区委王书记亲自组织材料,召开全区各系统电话会议,从“大局”出发,针对“模糊认识”进行批判。区委提出要求:“各单位对工作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并要有一个领导人出马挂帅。”(64)从价值层面来说,无论有多少困难,身为中共党员的各级官员,一旦国家祭出“我们必须从全国一盘棋出发”的责难,他们没有任何可资抗衡的价值资源对抗这一政治压力,而只能选择服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