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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地方当局很快发现,如果积极执行整顿计划,问题就会出现:“跃进”指标能否完成呢?天津市委认为,随着生产建设“大跃进”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条件”(11)。“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其说是一个保障,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姿态,地方官员是否真心相信技术革命及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2)。此外有研究发现,“大跃进”期间,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行政体制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的独特现象。在锦标赛中,中央会在经济上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促使地方政府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展开竞赛(13)。从地方利益出发,从完成1959年分配下来的国家经济指标来看,天津积极裁撤从河北省及周边农村吸收进来的劳动力的工作动力并不充足。但是,在中共的官员考核中,相比较于“全国一盘棋”的党性要求,经济指标并不是官员晋升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是否和中央、和“全局”站在一起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各级书记都亲自领导了这个工作,在五月下旬到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为做好这一工作动员了全党的力量,做到了全党动员、各方动手、层层负责。”(14)国家力量通过“对党忠诚”党性要求来严格人事权控制,这是整顿工作开展的保障。“和中央保持一致”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涉及官员们政治伦理层面的讨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展开。 地方政府努力于精简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即安定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需要。1959年3月14日,天津市委给湖北省委发了封紧急求助信,信中称:“目前我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几种主要粮种已面临脱销。稻米是我市供应主要品种之一,每月需要四五○○万斤。月初我们即停止对郊区供应,但由于稻米自今年一月份以来一直没有调入,原有库存即将全部吃光。”(15)不仅粮食告急,其他日用品供应也渐短缺。从1959年5月天津市委办公厅出具的《当前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年1月到4月天津地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许多重要商品销大于进,调入不好,库存不断下降。《报告》认为城市人口和职工的过度增长是造成经济秩序紊乱的一个原因,因此建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压缩购买力,这是缓和市场紧张的有效办法,首先建议适当减少工业人员。”(16)我们认为,地方官员们之所以贯彻执行整顿工作,一是因为地方稳定的需要,二是因为国家力量通过党性原则强化了相关诉求。 但是,鉴于“大跃进”时期层层加码的钢、煤指标(17)和减人增效的矛盾,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指示又不可能完全贯彻,他们需要做的是在两者之间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既要想方设法完成“跃进”指标,也要努力落实中央最新指示,其策略是一面减人,一面保证重点企业不被减人。1959年4月15日,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中提出天津市的工业、建筑和商业部门“应该减少人员”。仅一个月后,在大规模精简工作即将开始前,同样的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在《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中提出“为了更好的完成今年钢和六保设备的任务,有必要把目前的一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18)。由于这次劳动组织整顿只减合同工,不减固定工,固定工的转岗就保证了重点企业不被减人。中央政策并非不允许合同工转岗,但“精神是指少数人说的”(19),要求是“大、中型企业在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减掉了多余的人员之后,在重要的生产岗位上和长期要技术工人的工段上,可以从政治上表现好,并且掌握了一定技术的临时工、合同工中,挑选一部分转为正式工人”(20)。但是,天津地方的档案显示,他们在整顿工作开展之前布置了转岗,而且转岗职工“控制在全局合同工总数的70%”。从天津的这两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当局难言的苦衷。市政府作为官方层面都在寻求选择性适应,而基层干部以及工人,面对国家的精简诉求,可能会有更多的质疑与反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