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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彭正德《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济顺《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肖文明《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满永《1950年代乡村复员军人生活研究——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1期。 ②目前学术界,尚无著作和专题论文就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展开讨论。对这一历史事件探讨的价值,不仅是史学研究对空白领域的填补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背后所折射的国家治理能力,值得关注。 ③《把整顿劳动组织运动推向更高潮——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在天津召开》,载《劳动》1959年第16期。 ④《国家统计局:新增职工对市场的压力》,1959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⑤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195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⑦《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⑧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连续召集一些地方干部座谈,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见罗平汉《毛泽东是如何发现人民公社问题的》,载《百年潮》2006年第8期。笔者在查阅整顿劳动组织的档案文件中,也频繁看到地方领导对列宁如上观点的引证。见河北省副省长杨英杰《河北省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汇报提纲》,天津市档案馆藏(以下简称津档),档案号X0003-C-007891;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我区整顿劳动组织的工作报告》,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C-007895。 ⑨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1959年4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⑩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解答》,1959年5月26日,津档X0003-D-003283。 (11)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请示》,1959年4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12)“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是在知识分子被排斥出局,主要依靠文盲、半文盲群众,在技术、物质、资金等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见朱云河《“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依靠这个运动,短时间内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现实。 (13)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4)《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15)中共天津市委《关于粮食问题的电报》,1959年3月14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1-02-0498-045。 (16)天津市委办公厅《当前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1959年5月15日,津档X0003-C-015663。 (17)1959年二季度,中央和省下达的天津市工业总产值指标为23.05亿元,比一季度增长了19.8%。见天津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第二季度工业生产计划安排意见》,1959年5月9日,津档X0003-C-015663。 (18)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1959年5月13日,津档X0003-C-015663。 (19)中共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本市重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中部分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的请示》,1959年5月13日,津档X0003-C-015663。 (2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十一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1)天津市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1959年5月22日),津档X0003-D-003283。 (22)[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35页。 (23)[匈牙利]雅.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4)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25)中共天津市委劝阻农村劳力盲目外流办公室《关于农村劳力盲流情况和处理意见(初稿)》,1959年4月9日,津档X0003-D-003283。 (26)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 (27)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2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3号)》,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D-003283。 (29)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30)[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第195页。 (31)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未注明日期,津档X0003-C-007895。 (32)和平区委工业生产办公室:《工业生产简报(第三期)》,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84-C-000647。 (33)天津市自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共下放干部48068人。见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谭姓干部大概意指于此。 (34)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35)“老工人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是“工人队伍中自我改造和加强团结的核心力量”。见刘澜涛《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8年8月4日,津档:X0003-C-014939。 (3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37)见孟丽媛《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周勇:《“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博士论文;林超超:《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载《社会》2012年第1期等。 (38)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39)《天津电缆厂遣送农民工工作经验》,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5。 (40)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中职工思想情况的汇报》,1959年6月13日,津档X0003-C-007895。 (41)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0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42)愿走者主要有以下两种:农村的合同工,一是麦收时节,想回去分麦子,二是有些单位确实人多事少时忙时闲;城市市民,一是家务繁忙,二是生活不困难,本来也不是很愿意参加工作。见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天津档案馆藏,X0003-C-007895。 (43)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解答》,1959年5月26日,津档X0003-D-003283。 (44)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45)《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46)[美]詹·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479页。 (47)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4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6号)》,1959年6月16日,津档X0003-D-003283。 (49)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6号)》,1959年6月16日,津档X0003-D-003283。 (50)Perry Elizabeth J,“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N0.137), p. 14. (51)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第69页。 (52)《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53)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我区整顿劳动组织的工作报告》,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C-007895。 (54)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毛泽东指出:“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干部教育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55)柯庆施:《论“全国一盘棋”》,载《红旗》1959年第4期。 (56)社论:《全国一盘棋》,载《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 (57)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58)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59)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8号)》,1959年6月22日,津档X0003-D-003283。 (60)向诚:《教育新工人是一件细致的工作》,载《工人日报》1959年2月20日,第3版。 (61)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情况向区委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62)河东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当前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区委汇报》,1959年6月30日,津档X0003-C-007895。 (63)中共河东区委《关于我区当前整顿劳动组织的基本情况向市委的报告》,日期不详,津档X0003-C-007895。 (64)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塘沽区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29日,津档X0003-C-007895。 (65)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邓宏琴:《包夹:集体化时代乡村阶级斗争的运作机制——以山西长治张庄为中心的考察》,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66)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2号)》,1959年6月19日,津档X0003-D-003283。 (67)《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6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8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69)河北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情报简报(第三期)》,1959年6月11日,津档X0084-C-000647。 (70)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26号)》,1959年6月20日,津档X0003-D-003283。 (71)天津印染厂《关于学徒工刘淑英暂不还乡仍留厂学徒问题请指示》,1959年7月6日,津档X0084-C-000646。 (72)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18号)》,1959年6月18日,津档X0003-D-003283。 (73)国营第七一二厂《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工作总结》,1959年6月21日,津档X0084-C-000601。 (74)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工作简讯(第31号)》,1959年6月23日,津档X0003-D-003283。 (75)《天津市河北区小关街道对整顿劳动组织缩减人员的安排》,1959年7月21日,津档X0003-C-007895。 (76)《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77)[美]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78)《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工作情况》,1959年7月19日,津档X0003-C-007891。 (79)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塘沽区整顿劳动组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29日,津档X0003-C-007895。 (80)塘沽区委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17日,津档X0003-C-007895。 (81)《认真整顿劳动组织下定决心精简人员(区委决议摘要)》,《河北简讯(第20期)》,1959年5月27日,津档X0003-D-003283。 (82)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83)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关于结束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通知》,1959年7月21日,津档X0003-Y-008496。 (84)见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7年6月号;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Da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2011 (65). (85)李猛:《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1996年硕士学位论文。 (86)《把整顿劳动组织运动推向更高潮——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在天津召开》,载《劳动》1959年第16期。 (87)中共天津市委劝阻农村劳力盲目外流办公室《关于农村劳力盲流情况和处理意见(初稿)》,1959年4月9日,津档X0003-D-003283。 (责任编辑：admin) |